‘Thinking about the post-truth controversies in the West’ – A seminar at Wuhan University, China, 23 May 2018
约翰·基恩：后真相与数字通信革命 2018年5月23日下午三点，国际知名学者、悉尼大学教授约翰·基恩（John Keane）应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331会议室发表了以“对近期西方争论的‘后真相’的反思（On Post-Truth Reflections on Recent Western Debates）”为主题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属于“中国传播创新论坛”系列学术活动。 约翰·基恩教授出生于南澳大利亚，现任悉尼大学和柏林科学中心（WZB）政治学教授，联合创办了悉尼民主网络（Sydney Democracy Network）并出任总监。他因关于民主的创新理论闻名遐迩于世界，同时媒介的发展及影响也是他关注的问题之一。基恩教授的主要著作有：被译成超过25种语言的《媒体与民主》（1991），《生死民主》（2009）。近期，他关于媒体的另一力作《民主与媒体衰落》（2013）也即将发行中文译本。 -- 基恩教授首先追溯了“后真相（post-truth）”的起源。早在上世纪90年代，水门事件、越南战争中的政治谎言启发学者提出了这一概念，但直到2016年，两大国际事件——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发生后，“后真相”才引起各界的广泛重视。在牛津词典的定义中，后真相被描述为“客观事实被情绪替代了”。从这个角度看来，“后真相”似乎站在了真相的对立面。但基恩教授对此有不同意见，他以四个维度重新定义了后真相：第一，谎言(lies)；后真相中充斥着政客们的谎言；第二，胡扯(bullshit)，即胡说八道；第三，插科打诨、转移话题(symbolic buffoonery/ distractions)，特朗普常以此转移人们的事实的注意；第四，沉默(silence)，并指出沉默已经成为传播的一部分。 [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640"] 基恩教授讲演中[/caption] 同时，他以两个比喻指出了“后真相”的特性：一方面，后真相类似一场二十世纪的马戏表演（vaudeville），具有娱乐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政治控制性。正如好莱坞经典电影《煤气灯下》中所呈现的那样，后真相带来了一种煤气灯效应（gaslight exercise），使身处其中的人们对自己的判断力感到怀疑和困惑，从而变得顺从且易于控制。对后真相的忧虑使西方主流媒体发出了“重回真相”的呼喊，希望以真相对抗“后真相”，但在基恩教授看来，真相并不能成为“后真相”的解药。后真相的出现与当下的数字通信技术革命息息相关。社交媒体使后真相得以在全球传播；同时，与广播电视时代不同，后真相通过互联网已经深入渗透了人们的生活；民粹主义者将后真相作为自我宣传的工具，这一切促成了人们对真相的反思。在基恩教授看来，“后真相”和真相并非二元对立，恰巧相反，二者像一对双胞胎。他引用了卡夫卡的话来说明真相的多元性：“真相有多幅面孔。” [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640"] 基恩教授讲演中[/caption] 因而人们不应该执着于重回真相，而是应该意识到，数字通信革命从深层革新了新闻业。互联网的发展促成众多新的新闻平台出现，对同一事件，不同平台有不同的报道，这在基恩教授看来，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这意味着当下的新闻业应该避免过去“‘假装’客观地去谈论某事”的新闻报道，而更注重确保细节的准确性，“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基恩教授也提到了民主和后真相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监督式民主（Monitory Democracy）促成了公共领域的发展，孕育了“不确定性、怀疑、讽刺、谦虚的态度”共存的大环境。如维根斯坦所说，当人们面对真相时，不能再确定地说“我知道（I know）”，而会说“我认为我知道（I believe I know）”，因此，人们可以生活在一个更为多元的世界中。对“真相”的争议从方方面面影响了民主，人们对“后真相”的焦虑，也是人们对“民主是否还有未来”的焦虑。对此，基恩教授说道，民主和真相一样，会随着空间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他提倡人们建立一种关于真相、民主的地理学和历史学。 [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640"] 基恩教授讲演中[/caption] 约翰·基恩教授精彩而富于思辨的演讲引发了到场听众的热烈反响，大家踊跃提问，基恩教授一一进行了回应，并进一步阐述了“真相是多元的”观点，认为“后真相”的提法局限了人们的视野，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不同真相共存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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