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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ost-Truth: Reflections on Recent Western Debates –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Peking University

约翰·基恩：“后真相”与民主 2017-12-16 09:49 北京大学 《牛津大辞典》将“后真相”（Post-Truth）选为2016年年度热词。“后真相”究竟是什么？它颠覆了“事实胜于雄辩”的古训吗？它与民主政治是什么关系？国际知名的政治学家约翰·基恩（John Keane）教授于12月10日-18日访问北京大学并发表系列演讲。本文是基恩教授的第一次演讲，着重谈论“后真相”的社会政治意义和哲学意义。 定义“后真相” 后真相这个词的准确定义到底是什么？说起来有点矛盾，后真相是我们这个时代谈论最多但定义最不准确的一个词。在英语世界大多数观察人士会引用《牛津英语大词典》2016年度热词对后真相的定义：后真相是过度“诉诸个人情绪和信仰”而将“客观真相”淹没在了信息的海洋中。 然而，在德国流行的postfaktisch一词也有着几乎相同的含义：它指的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讨论”正在被“情感而非事实”主导的趋势。Postfaktisch一词的含义还包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无视事实，甚至愿意接受明显的谎言。‘感觉真相’而不是对真相的追求导致了‘后真相时代’的来临”。 后真相具有多元化的特征。首先，它是一种包含了旧式谎言(Old-fashioned lying)的交流方式。这种话语形式是说话者在谈论他们自己和他们世界的时候，其谈论的内容与他们心中的印象和信念并不一致。 后真相还包括一种公共话语的形态，就是通常所说的“狂言”(Bullshit)。它是口无遮拦的，是想当然的认为某些事物必定会被其他人所接受。 后真相还包括象征性的插科打诨(Symbolic Buffoonery)，为了吸引和分散公众注意力，以及打断传统政治和公共生活的背景噪声而进行的短小、精彩的交流。这包括了废话、笑话和吹牛。其中既有聪明的俏皮话，也有故弄玄虚和蓄意夸张。 后真相的出现恰恰是以沉默(Silence)为基础的。这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语言是不能被理解的，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沉默也是组成言论的一部分”。后真相交流方式的支持者津津乐道的一种观点就是事实的无法言明性。他们如此虚张声势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而是为了隐藏那些不希望被别人注意到的事情，或是可能引发对后真相政治风气和实质产生怀疑的东西。由此产生的沉默不仅是后真相交流的后遗症或“残羹剩饭”，也是在后真相交流的每一个瞬间以什么不说或不能说为基础的。 “煤气灯”式操纵 把后真相理解为一种充满谎言、狂言、插科打诨和沉默的一种政治手段有助于我们了解后真相的戏剧张力。后真相可以被想象成是政治家、媒体记者、公关公司、智库以及其他角色上演的公共演出，这不过是20世纪初政治版的戏剧表演。与传统表演方式有所不同，后真相是一个为了吸引眼球和娱乐大众而精心策划的公共表演。 但后真相远不止娱乐这么简单，对有权力的人，或一心想获得权力的人来说，后真相的功能就像一种政治操纵的新武器。后真相并不只是关于赢得选举，支持朋友或对付政敌，它还有更糟糕的作用——它是种利用误导与撒谎的方式操纵民众，让他们对自己的记忆和认知产生怀疑的手法。“煤气灯(Gaslighting)”这个说法来自于一部电影，在这儿被定义成夺取控制力的武器。 它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公众人物对公民身份的扰乱，说谎，狂言，笑话和沉默等共同作用，为怀疑和混乱播下了种子。“煤气灯式操控”通常是自恋与具有攻击性的人较喜欢的手段；这类人为了得到或保持比别人高的地位而不择手段。他们的目的是要混淆视听，利用别人的自我怀疑来摧毁他们客观理解周围事物以及判断的能力，慢慢的使他们不得不信服。 反思后真相 后真相利用的措辞是拐弯抹角的；是特意设计误导人们而让人入迷的。这就是为什么后真相的批评者都警告人们要警惕后真相——政治谎言、狂言、插科打诨与沉默——这些诱人闹剧的危险性。他们强调政治谎言与“假新闻”和“事实的另一种理解”是个阴谋，是与公开多元的沟通这一基本民主规范直接对立的。对后真相的指责经常是强劲有力的，高声的和带有崇高道德语义的。有些人认为后真相是民主政治衰落的开始。有些人提到“后真相时代”即将来临。不少批评者表示，后真相的普遍化意味着新“极权主义”的到来。而其他人则把这种现象形容成民粹独裁主义或“准法西斯主义”。 这些描述是可疑的，也表现出对“煤气灯式操控”缺乏历史观。毕竟回避问题、刻意混淆视听和策划公共群体的沉默并非新的政治手段。相反，欺骗和谎言是古老的政治策略。不过，我们现在目睹的“煤气灯式操纵” 有些不寻常的特征，这些特征都与正在进行的信息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电子科技中文字、音频与影像的结合，廉价复制的出现以及讯息能跨越地理迅速传达是后真相的推手。新的通讯技巧与工具让后真相变成可能，它让后真相产生，快速流传并且被民主政体吸收消化。 显然，电子信息革命让空间与时间不再成为后真相传递的阻碍；谎言、狂言、插科打诨和沉默的“原料”长了脚，快速传遍全球。后真相的传递是没有边界限制的。后真相的论述也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扎下根。以往是私人的空间已不再是自己的秘密天地，也不再是个维持平衡的空间。 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另一个新奇之处：后真相是被民粹主义的领袖、政党和政府制造与散播的。根据历史记载，民粹主义是民主里具有复发性质的病毒。但是今天，民粹主义的急速蔓延是因为不同寻常的境况：民主制度的腐朽，民众对政治家、政党和“政治”的不满，与民主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反民主派的挑战，比如跨国公司影响力的增加，贫富差距的扩大和黑钱涌入选举的趋势。 如果后真相是新民粹主义的语言，那么社会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换取民粹主义给人民的承诺，后真相的“内部逻辑”或“精神”对民主坚持的多方共享权力对平等的原则是具有毁灭性的。不过，后真相民粹主义有可能在数年后，对民主产生正面影响。不过，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后真相民粹主义政治和它的亲民的口号一样，一点都不亲民。他们的实际作用是扼杀多方共享权力的民主。民粹主义必定要有能鼓动人心的领导者；鼓动人们打击赞助媒体、专家意见、法制体系，以及其他权力监控体制。民粹主义“否认当代社会的多元化”。它促进对“敌人”的敌意，并且煽动暴力。它具备着“领土”心态，注重于不让“外地人”与“外地影响”，包括多边机构与所谓的“国际化”入侵国内。 与真相告别？ 资讯过量与后真相传播最让人惊讶的后果是它们对现代提问和排斥信仰真相的巩固。虽然“真相”这词通常难以被定义，但批评者对真相的渴求可以解释为为什么多位学者、记者和评论家常指责近十年来的“后现代理论”成为后真相政治的帮凶，甚至是后真相的推动者。他们相信，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相对论”模糊了应该基于真凭实据的真相。他们认为，社会现在迫切需要的是真相的复苏。 但什么是真相？他们认为真相是后真相的解药。真相是观察得到的，是描述符合现实的语言、文字和影像。语言是观察者记载现实的媒介；真相忠诚的信仰者坚持证据就是证据，现实是真的，而事实就是事实，其存在独立于任何人对它的态度。 不仅哲学家这样想，记者、律师、多位学者、环保人士和数据科学家都是这样认为的。真相的信仰者有这样一个习惯：他们假设事实无所不在，是伸手可触的，就像数据一样。他们也无法想象真相与后真相是携手存在的，是共生而非对立。这想法也忽视了真相地理与历史层面的需要。真相的价值因地而异。 同样的，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事情会被断定为真相。真相有个富有争议的历史；真相并不总是真相。真相的历史表明，作为真相的价值不仅将随时间发生变化，而且（必然的结果）今天被视为真相的东西并不总是真相。 真相与民主 我们可以说，后真相政治是支持民众对于世界有多元的见解的，是社会在进化的过程中黑暗以及杂乱的那一面。是的，对于真相的探讨并没有消失，更没有灭亡。 真相是多方面的。所谓的“可以相信的资讯”对人们来说越来越无法从电视节目、电台节目、报纸、电子平台或“专家”评论中搜集的“铁一般的事实”或“真凭实据”。在这个信息膨胀和监督式民主的时代，“现实”是多样和易变的。“现实”，包括谎言、狂言和有权有势的人散播的信息，这已被理解成“报导的事实”，是一群人为其他人制造的“现实”。换句话说，资讯可以在传播和接收的过程中被重复塑造和重新塑造。 对于真相幻想的破灭与民主有很大关联。 民主是防止人类出现“确定性幻觉”和打破通过伪装真相来行使并垄断权力的最佳武器。民主不是真理或绝对的规范。恰好相反：监督式民主的原则强调自己与其他政治形式的缺陷，承认自己并非无所不知，反对把民主作为一种确定的元历史叙事。这就是为什么监督式民主不会被疯狂的真相信仰者与愚蠢的庸众所困扰。民主时刻都提醒着人们社会真相并不是不证自明的，任何所谓的真相其实都只是一种诠释和解读。民主也认识到了阿伦特所说的真相在政治生活中的暴政属性，所以提倡建立一个超越真相与后真相的世界；这背后的逻辑并不是因为所有人生而平等，而是因为民主认为没有人有能力宣称自己掌握真相，反对任何人以垄断真相解释权为基础对人民和领土进行永久性的统治。 本文根据约翰·基恩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座的原文摘译，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特别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