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Keane | Topics of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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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s of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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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Launch | The Life and Death of Democracy [Spanish Edition]

27 June 2018 The Life and Death of Democracy is a book by John Keane and published in 2009. Vida y muerte de la democracia, a Spanish language edition of the book has recently been published by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FCE). The book launch event was broadcast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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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Jul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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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bout the post-truth controversies in the West’ – A seminar at Wuhan University, China, 23 May 2018

约翰·基恩:后真相与数字通信革命 2018年5月23日下午三点,国际知名学者、悉尼大学教授约翰·基恩(John Keane)应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331会议室发表了以“对近期西方争论的‘后真相’的反思(On Post-Truth Reflections on Recent Western Debates)”为主题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属于“中国传播创新论坛”系列学术活动。 约翰·基恩教授出生于南澳大利亚,现任悉尼大学和柏林科学中心(WZB)政治学教授,联合创办了悉尼民主网络(Sydney Democracy Network)并出任总监。他因关于民主的创新理论闻名遐迩于世界,同时媒介的发展及影响也是他关注的问题之一。基恩教授的主要著作有:被译成超过25种语言的《媒体与民主》(1991),《生死民主》(2009)。近期,他关于媒体的另一力作《民主与媒体衰落》(2013)也即将发行中文译本。 -- 基恩教授首先追溯了“后真相(post-truth)”的起源。早在上世纪90年代,水门事件、越南战争中的政治谎言启发学者提出了这一概念,但直到2016年,两大国际事件——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发生后,“后真相”才引起各界的广泛重视。在牛津词典的定义中,后真相被描述为“客观事实被情绪替代了”。从这个角度看来,“后真相”似乎站在了真相的对立面。但基恩教授对此有不同意见,他以四个维度重新定义了后真相:第一,谎言(lies);后真相中充斥着政客们的谎言;第二,胡扯(bullshit),即胡说八道;第三,插科打诨、转移话题(symbolic buffoonery/ distractions),特朗普常以此转移人们的事实的注意;第四,沉默(silence),并指出沉默已经成为传播的一部分。 [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640"] 基恩教授讲演中[/caption] 同时,他以两个比喻指出了“后真相”的特性:一方面,后真相类似一场二十世纪的马戏表演(vaudeville),具有娱乐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政治控制性。正如好莱坞经典电影《煤气灯下》中所呈现的那样,后真相带来了一种煤气灯效应(gaslight exercise),使身处其中的人们对自己的判断力感到怀疑和困惑,从而变得顺从且易于控制。对后真相的忧虑使西方主流媒体发出了“重回真相”的呼喊,希望以真相对抗“后真相”,但在基恩教授看来,真相并不能成为“后真相”的解药。后真相的出现与当下的数字通信技术革命息息相关。社交媒体使后真相得以在全球传播;同时,与广播电视时代不同,后真相通过互联网已经深入渗透了人们的生活;民粹主义者将后真相作为自我宣传的工具,这一切促成了人们对真相的反思。在基恩教授看来,“后真相”和真相并非二元对立,恰巧相反,二者像一对双胞胎。他引用了卡夫卡的话来说明真相的多元性:“真相有多幅面孔。” [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640"] 基恩教授讲演中[/caption] 因而人们不应该执着于重回真相,而是应该意识到,数字通信革命从深层革新了新闻业。互联网的发展促成众多新的新闻平台出现,对同一事件,不同平台有不同的报道,这在基恩教授看来,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这意味着当下的新闻业应该避免过去“‘假装’客观地去谈论某事”的新闻报道,而更注重确保细节的准确性,“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基恩教授也提到了民主和后真相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监督式民主(Monitory Democracy)促成了公共领域的发展,孕育了“不确定性、怀疑、讽刺、谦虚的态度”共存的大环境。如维根斯坦所说,当人们面对真相时,不能再确定地说“我知道(I know)”,而会说“我认为我知道(I believe I know)”,因此,人们可以生活在一个更为多元的世界中。对“真相”的争议从方方面面影响了民主,人们对“后真相”的焦虑,也是人们对“民主是否还有未来”的焦虑。对此,基恩教授说道,民主和真相一样,会随着空间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他提倡人们建立一种关于真相、民主的地理学和历史学。 [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640"] 基恩教授讲演中[/caption] 约翰·基恩教授精彩而富于思辨的演讲引发了到场听众的热烈反响,大家踊跃提问,基恩教授一一进行了回应,并进一步阐述了“真相是多元的”观点,认为“后真相”的提法局限了人们的视野,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不同真相共存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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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Jun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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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rees Fall, Monkeys Scatter: Rethinking Democracy in China

When Trees Fall, Monkeys Scatter: Rethinking Democracy in China Predictions of an imminent collapse of Chinese politics are today commonplace. However, Australian Professor John Keane explores a radically different alternative in his thought-provoking book When Trees Fall, Monkeys Scatter: Rethinking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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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a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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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rees fall, monkeys scatter – public lecture at UTS

The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 (ACRI) at th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welcomed John Keane, Professor of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to discuss his new book When trees fall, monkeys scatter (World Scientific, 2017). In the global China debate, When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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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Ma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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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terview | Dealing with Post-Truth: Judgemen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ruth

专访约翰•基恩:应对“后真相”,判断力比回归真相更重要 2017.12.21 第144期 访谈嘉宾:约翰·基恩,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悉尼大学及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媒体与民主》、《一种政治生活:潘恩传》、《反思暴力》、《全球公民社会》、《暴力与民主》、《生死民主》等。英国《泰晤士报》将基恩列为在英国最具领导地位的思想家和作家之一,并称其作品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基恩的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暴力与民主、公共生活与传播自由等。     一、通信革命使“后真相”发酵 高见:在过去一年,我们看到民粹主义和后真相总是结伴而行,可是“后真相”好像也是个很难定义的词。你的看法是? 约翰•基恩:“后真相”是2016年《牛津辞典》的年度词汇,也是德国的年度词汇,这一术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奇怪的是,虽然人们一直在使用这个词,以至于“后真相”变成了一个“弥母”(meme),但是它实际上含义非常模糊。这很奇怪,因为这个词本身就是用来解决混乱问题的。 我认为后真相是由几个要素所组成的一种公共交流形式。首先是谎言。比如,特朗普说加州从未发生过旱灾,说他宣誓就职时的人数规模为史上最多……在后真相时代,谎言会在公共生活中如洪水般袭来。 第二个要素是胡说八道(bullshit),也就是通过设计好的词汇、身体语言等来吸引听众,并让他们认为自己说的是多么伟大。“我喜欢那个家伙!”这就是对一个胡说八道者的终极恭维。 第三是插科打诨、夸大其词。比如,马琳·勒庞经常说:“欧盟是个监狱,一个大监狱!”荷兰的威尔德斯说“所有的清真寺都是充满仇恨的宫殿”。2017年,一场飓风席卷休斯敦,很多人只能住到室内体育馆里,可是特朗普却说:“谢谢你们的到来”。这些都是非常坏品味的政治表现。 第四是沉默。“后真相”政治的拥护者在进行他们的“表演”时,会对某些事情保持沉默。比如他们不会说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他们不会谈金钱政治,或是破坏生物圈的问题。他们所有的交流都产生于这些沉默之上,沉默可不仅仅是没有人说话这么简单。所以这种撒谎,扯淡,插科打诨和沉默的结合产生了很多的焦虑。而这类交流的主要拥护者,是新的民粹主义者。 高见:此前,人们也会说:政客们总是在说谎,他们会对某些话题保持沉默。如今的“后真相”有何不同?  约翰•基恩:我认为,“后真相”现象所具备的新特点是,它与正在进行的这场通信革命密切相关,它第一次整合了文字、声音和图像。它使得对文本、声音和图像的复制变得非常便宜,并且使信息的全球性传播变得很容易。这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的同时也成为了滋生“后真相”的土壤。 人们可以通过假新闻网站、“弥母”、推特等平台来制造和传播“后真相”。这次通信革命让“后真相”的腿更长,它可以实现全球性的影响力。同时,“后真相”的影响也十分深入。过去,你可以随时把报纸扔掉,把广播或电视给关掉,但是这次通信革命已经深入到我们的个人生活之中。 此外,这次“后真相”现象有一个重要的载体和捍卫者,那就是民粹主义者,这是我们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没有看到过的。 二、抵制“后真相”的办法不是回归真相 高见:很多年来,哲学家们其实一直对“真相”这个词保持着怀疑:真相是可得的吗? 约翰•基恩:我观察到,“后真相”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反弹,人们开始说:我们需要更多的真相,我们需要减少谎言、扯淡、插科打诨和沉默,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性,在公共生活中少一点感情用事。客观性、没有偏见、不带感情色彩,这大概是“真相”的含义。但我认为记者这种希望用找回真相来摧毁“后真相”的呼声是没有说服力的。 回顾西方的传统,从柏拉图,到基督教文明,他们认为真理很重要,再到牛顿科学时期,人们认为科学可以揭开自然世界的所有真相,再到现在记者们称“我们记者提供真相”,我对现代西方竟然如此依附于真相而感到惊讶。 真相,被认为是一种永恒的事实,它准确地描述了真实世界的样子。现在有一种呼声认为我们要回归真相,要描述出世界本来的样子。因此,产生了一种对“后真相”的焦虑感。这就是《牛津词典》的定义所说的,“后真相”是情感的泛滥,是自认为真相的泛滥,是理性的消失。我认为从更长的历史阶段来讲,这一时期可被称作是西方对真相的信仰危机。 正如尼采批判科学时所说的,西方传统中所有发现真相的努力都只是一些解释。这也是我为何不同意“回归真相”的说法,他们没有理解“后真相”的矛盾只是真相被质疑、拒绝的更长历史变动中的一部分。 高见:你的观点有些让人沮丧。 约翰•基恩:我不认为这会让人沮丧,这其实是一种解放。因为可怕的暴力正是以真相和真理的名义进行的。想想欧洲基督徒的战争,想想20世纪的极权主义。墨索里尼,希特勒,他们都有自己的真理,他们试图以一种可怕的、可怕的代价强加给这个世界。 汉娜·阿伦特说:“真相具有暴政的特征(Truth has a despoticcharacter)。”真相是专制的,真相有着潜在的暴力力量。因此,摆脱对真相的执念是一种解放。 高见:你刚刚谈到记者,我认为他们只是揭开了事实的一面,而不可能是所有的真相。 约翰•基恩: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真相?著名作家蒙田曾说过:“在比利牛斯山的一边是真相,对另一边来说可能就是谬误。”我们生活的时代是真相的捍卫者,也就是说,那些批判“后真相”的人,真相的拥护者声称知道真相是什么,他们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宣称他们赢得了真相。我说,如果你关注真实的地理和历史,你就会更加谦卑。 三、判断比真相更重要 高见:如果不再要求人们对真相的执念,那么一个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约翰•基恩:世界上充满了解释,人们总是在不断地产生解释而不是真相。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不同的解释能和平共处吗?不同的生活方式能够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共存吗?持不同意见者能相互妥协吗?我在自己的著作中试图表明:民主是最好的公式和准则,它是使人们可以在不同的解释方式中共存的一套规则。 维特根斯坦曾说,在一个良好的民主社会,当人们想说“我知道什么是对的,我知道什么是真的”时,维特根斯坦建议人们应该事先说,“我认为我知道那是对的,我认为我知道那是真的。”我非常喜欢这个建议,因为它有令人羞耻的效果。 我反对谈论真相,正因为那是傲慢的。 真相的历史表明,它是权力与欺凌、权力与屈辱的历史。你刚刚说,真理的消失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说,事实上,这将是一种解放。一个良性的民主社会会尊重多元性和公开性,会尊重生命的解释性本质。没有人能够宣称他们知道真相、未来的道路和生活的本质。 高见:你觉得你的建议会有市场吗?因为在这个“后真相”时代,似乎有更多的人在变得更加主观和情绪化。 约翰•基恩:情感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不担心感情对生活的毒害,我们的生活中也充满了对世界的解释。但是如果你说“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我们就活不下去了”,我觉得这是种误解。我们在生活中靠的不是真相,是判断。我们会分辨不同的解释,哪些是胡说八道,哪些不是特别有说服力,或者我们更偏爱哪种解释。 无论是政治还是个人生活都需要人不断地做出判断。判断是在你不完全确定什么是对或错,好或坏,哪条道路更好的情况下做出的。人在做判断的时候不需要知道真相,如果知道了真相就没有判断这一说了。 人们没有真相也可以自由快乐地生活,但是却不能没有判断。当记者们声称要客观报道真相或报道现实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做判断。他们正在对世界做出解释,并判断哪些对受众来说是重要的,哪些没那么重要。 高见:如果记者的任务不是去报道真相,那他们要做的是什么? 约翰•基恩:记者是要让读者更聪明地面对这个世界,让他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和判断。新闻是关于判断的艺术。我曾经是BBC的一名记者,我用“艾瑞卡·布莱尔”(EricaBlair)这个笔名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地进行采访。 高见:为什么要用“艾瑞卡·布莱尔”这个名字呢? 约翰•基恩:这是“艾瑞克·布莱尔”(EricBlair)的女性版名字,而艾瑞克·布莱尔是一个伟大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本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一名记者。他认为记者的职责就是,每次遇到一个傲慢自大的人,记者就会拿一根针在他的屁股上猛戳一下,试着让这些自大的人更谦卑。这就是他毕生的工作,他反对极权主义,反对傲慢的权力,也反对滥用权力。这也是我的思考方式。 责编:傅斯鸿 PN134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ifeng.com (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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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Januar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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