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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terview | Dealing with Post-Truth: Judgemen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ruth

专访约翰•基恩：应对“后真相”，判断力比回归真相更重要 2017.12.21 第144期 访谈嘉宾：约翰·基恩，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悉尼大学及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媒体与民主》、《一种政治生活：潘恩传》、《反思暴力》、《全球公民社会》、《暴力与民主》、《生死民主》等。英国《泰晤士报》将基恩列为在英国最具领导地位的思想家和作家之一，并称其作品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基恩的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暴力与民主、公共生活与传播自由等。     一、通信革命使“后真相”发酵 高见：在过去一年，我们看到民粹主义和后真相总是结伴而行，可是“后真相”好像也是个很难定义的词。你的看法是？ 约翰•基恩:“后真相”是2016年《牛津辞典》的年度词汇，也是德国的年度词汇，这一术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奇怪的是，虽然人们一直在使用这个词，以至于“后真相”变成了一个“弥母”(meme)，但是它实际上含义非常模糊。这很奇怪，因为这个词本身就是用来解决混乱问题的。 我认为后真相是由几个要素所组成的一种公共交流形式。首先是谎言。比如，特朗普说加州从未发生过旱灾，说他宣誓就职时的人数规模为史上最多……在后真相时代，谎言会在公共生活中如洪水般袭来。 第二个要素是胡说八道(bullshit)，也就是通过设计好的词汇、身体语言等来吸引听众，并让他们认为自己说的是多么伟大。“我喜欢那个家伙！”这就是对一个胡说八道者的终极恭维。 第三是插科打诨、夸大其词。比如，马琳·勒庞经常说:“欧盟是个监狱，一个大监狱!”荷兰的威尔德斯说“所有的清真寺都是充满仇恨的宫殿”。2017年，一场飓风席卷休斯敦，很多人只能住到室内体育馆里，可是特朗普却说：“谢谢你们的到来”。这些都是非常坏品味的政治表现。 第四是沉默。“后真相”政治的拥护者在进行他们的“表演”时，会对某些事情保持沉默。比如他们不会说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他们不会谈金钱政治，或是破坏生物圈的问题。他们所有的交流都产生于这些沉默之上，沉默可不仅仅是没有人说话这么简单。所以这种撒谎，扯淡，插科打诨和沉默的结合产生了很多的焦虑。而这类交流的主要拥护者，是新的民粹主义者。 高见：此前，人们也会说：政客们总是在说谎，他们会对某些话题保持沉默。如今的“后真相”有何不同？  约翰•基恩:我认为，“后真相”现象所具备的新特点是，它与正在进行的这场通信革命密切相关，它第一次整合了文字、声音和图像。它使得对文本、声音和图像的复制变得非常便宜，并且使信息的全球性传播变得很容易。这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的同时也成为了滋生“后真相”的土壤。 人们可以通过假新闻网站、“弥母”、推特等平台来制造和传播“后真相”。这次通信革命让“后真相”的腿更长，它可以实现全球性的影响力。同时，“后真相”的影响也十分深入。过去，你可以随时把报纸扔掉，把广播或电视给关掉，但是这次通信革命已经深入到我们的个人生活之中。 此外，这次“后真相”现象有一个重要的载体和捍卫者，那就是民粹主义者，这是我们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没有看到过的。 二、抵制“后真相”的办法不是回归真相 高见：很多年来，哲学家们其实一直对“真相”这个词保持着怀疑：真相是可得的吗？ 约翰•基恩:我观察到，“后真相”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反弹，人们开始说：我们需要更多的真相，我们需要减少谎言、扯淡、插科打诨和沉默，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性，在公共生活中少一点感情用事。客观性、没有偏见、不带感情色彩，这大概是“真相”的含义。但我认为记者这种希望用找回真相来摧毁“后真相”的呼声是没有说服力的。 回顾西方的传统，从柏拉图，到基督教文明，他们认为真理很重要，再到牛顿科学时期，人们认为科学可以揭开自然世界的所有真相，再到现在记者们称“我们记者提供真相”，我对现代西方竟然如此依附于真相而感到惊讶。 真相，被认为是一种永恒的事实，它准确地描述了真实世界的样子。现在有一种呼声认为我们要回归真相，要描述出世界本来的样子。因此，产生了一种对“后真相”的焦虑感。这就是《牛津词典》的定义所说的，“后真相”是情感的泛滥，是自认为真相的泛滥，是理性的消失。我认为从更长的历史阶段来讲，这一时期可被称作是西方对真相的信仰危机。 正如尼采批判科学时所说的，西方传统中所有发现真相的努力都只是一些解释。这也是我为何不同意“回归真相”的说法，他们没有理解“后真相”的矛盾只是真相被质疑、拒绝的更长历史变动中的一部分。 高见：你的观点有些让人沮丧。 约翰•基恩:我不认为这会让人沮丧，这其实是一种解放。因为可怕的暴力正是以真相和真理的名义进行的。想想欧洲基督徒的战争，想想20世纪的极权主义。墨索里尼，希特勒，他们都有自己的真理，他们试图以一种可怕的、可怕的代价强加给这个世界。 汉娜·阿伦特说:“真相具有暴政的特征(Truth has a despoticcharacter)。”真相是专制的,真相有着潜在的暴力力量。因此，摆脱对真相的执念是一种解放。 高见：你刚刚谈到记者，我认为他们只是揭开了事实的一面，而不可能是所有的真相。 约翰•基恩：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真相？著名作家蒙田曾说过:“在比利牛斯山的一边是真相，对另一边来说可能就是谬误。”我们生活的时代是真相的捍卫者，也就是说，那些批判“后真相”的人，真相的拥护者声称知道真相是什么，他们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宣称他们赢得了真相。我说，如果你关注真实的地理和历史，你就会更加谦卑。 三、判断比真相更重要 高见：如果不再要求人们对真相的执念，那么一个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约翰•基恩：世界上充满了解释，人们总是在不断地产生解释而不是真相。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不同的解释能和平共处吗?不同的生活方式能够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共存吗？持不同意见者能相互妥协吗？我在自己的著作中试图表明：民主是最好的公式和准则，它是使人们可以在不同的解释方式中共存的一套规则。 维特根斯坦曾说，在一个良好的民主社会，当人们想说“我知道什么是对的，我知道什么是真的”时，维特根斯坦建议人们应该事先说，“我认为我知道那是对的，我认为我知道那是真的。”我非常喜欢这个建议，因为它有令人羞耻的效果。 我反对谈论真相，正因为那是傲慢的。 真相的历史表明，它是权力与欺凌、权力与屈辱的历史。你刚刚说，真理的消失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说，事实上，这将是一种解放。一个良性的民主社会会尊重多元性和公开性，会尊重生命的解释性本质。没有人能够宣称他们知道真相、未来的道路和生活的本质。 高见：你觉得你的建议会有市场吗？因为在这个“后真相”时代，似乎有更多的人在变得更加主观和情绪化。 约翰•基恩:情感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不担心感情对生活的毒害，我们的生活中也充满了对世界的解释。但是如果你说“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我们就活不下去了”，我觉得这是种误解。我们在生活中靠的不是真相，是判断。我们会分辨不同的解释，哪些是胡说八道，哪些不是特别有说服力，或者我们更偏爱哪种解释。 无论是政治还是个人生活都需要人不断地做出判断。判断是在你不完全确定什么是对或错，好或坏，哪条道路更好的情况下做出的。人在做判断的时候不需要知道真相，如果知道了真相就没有判断这一说了。 人们没有真相也可以自由快乐地生活，但是却不能没有判断。当记者们声称要客观报道真相或报道现实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做判断。他们正在对世界做出解释，并判断哪些对受众来说是重要的，哪些没那么重要。 高见：如果记者的任务不是去报道真相，那他们要做的是什么？ 约翰•基恩：记者是要让读者更聪明地面对这个世界，让他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和判断。新闻是关于判断的艺术。我曾经是BBC的一名记者，我用“艾瑞卡·布莱尔”（EricaBlair）这个笔名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地进行采访。 高见：为什么要用“艾瑞卡·布莱尔”这个名字呢？ 约翰•基恩：这是“艾瑞克·布莱尔”（EricBlair）的女性版名字，而艾瑞克·布莱尔是一个伟大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本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一名记者。他认为记者的职责就是，每次遇到一个傲慢自大的人，记者就会拿一根针在他的屁股上猛戳一下，试着让这些自大的人更谦卑。这就是他毕生的工作，他反对极权主义，反对傲慢的权力，也反对滥用权力。这也是我的思考方式。 责编：傅斯鸿 PN134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ifeng.com (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