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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Keane   |   China, Media, Podcasts, Videos and Interviews   |   No comment

China Interview | Dealing with Post-Truth: Judgemen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ruth

专访约翰•基恩：应对“后真相”，判断力比回归真相更重要 2017.12.21 第144期 访谈嘉宾：约翰·基恩，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悉尼大学及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媒体与民主》、《一种政治生活：潘恩传》、《反思暴力》、《全球公民社会》、《暴力与民主》、《生死民主》等。英国《泰晤士报》将基恩列为在英国最具领导地位的思想家和作家之一，并称其作品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基恩的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暴力与民主、公共生活与传播自由等。     一、通信革命使“后真相”发酵 高见：在过去一年，我们看到民粹主义和后真相总是结伴而行，可是“后真相”好像也是个很难定义的词。你的看法是？ 约翰•基恩:“后真相”是2016年《牛津辞典》的年度词汇，也是德国的年度词汇，这一术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奇怪的是，虽然人们一直在使用这个词，以至于“后真相”变成了一个“弥母”(meme)，但是它实际上含义非常模糊。这很奇怪，因为这个词本身就是用来解决混乱问题的。 我认为后真相是由几个要素所组成的一种公共交流形式。首先是谎言。比如，特朗普说加州从未发生过旱灾，说他宣誓就职时的人数规模为史上最多……在后真相时代，谎言会在公共生活中如洪水般袭来。 第二个要素是胡说八道(bullshit)，也就是通过设计好的词汇、身体语言等来吸引听众，并让他们认为自己说的是多么伟大。“我喜欢那个家伙！”这就是对一个胡说八道者的终极恭维。 第三是插科打诨、夸大其词。比如，马琳·勒庞经常说:“欧盟是个监狱，一个大监狱!”荷兰的威尔德斯说“所有的清真寺都是充满仇恨的宫殿”。2017年，一场飓风席卷休斯敦，很多人只能住到室内体育馆里，可是特朗普却说：“谢谢你们的到来”。这些都是非常坏品味的政治表现。 第四是沉默。“后真相”政治的拥护者在进行他们的“表演”时，会对某些事情保持沉默。比如他们不会说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他们不会谈金钱政治，或是破坏生物圈的问题。他们所有的交流都产生于这些沉默之上，沉默可不仅仅是没有人说话这么简单。所以这种撒谎，扯淡，插科打诨和沉默的结合产生了很多的焦虑。而这类交流的主要拥护者，是新的民粹主义者。 高见：此前，人们也会说：政客们总是在说谎，他们会对某些话题保持沉默。如今的“后真相”有何不同？  约翰•基恩:我认为，“后真相”现象所具备的新特点是，它与正在进行的这场通信革命密切相关，它第一次整合了文字、声音和图像。它使得对文本、声音和图像的复制变得非常便宜，并且使信息的全球性传播变得很容易。这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的同时也成为了滋生“后真相”的土壤。 人们可以通过假新闻网站、“弥母”、推特等平台来制造和传播“后真相”。这次通信革命让“后真相”的腿更长，它可以实现全球性的影响力。同时，“后真相”的影响也十分深入。过去，你可以随时把报纸扔掉，把广播或电视给关掉，但是这次通信革命已经深入到我们的个人生活之中。 此外，这次“后真相”现象有一个重要的载体和捍卫者，那就是民粹主义者，这是我们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没有看到过的。 二、抵制“后真相”的办法不是回归真相 高见：很多年来，哲学家们其实一直对“真相”这个词保持着怀疑：真相是可得的吗？ 约翰•基恩:我观察到，“后真相”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反弹，人们开始说：我们需要更多的真相，我们需要减少谎言、扯淡、插科打诨和沉默，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性，在公共生活中少一点感情用事。客观性、没有偏见、不带感情色彩，这大概是“真相”的含义。但我认为记者这种希望用找回真相来摧毁“后真相”的呼声是没有说服力的。 回顾西方的传统，从柏拉图，到基督教文明，他们认为真理很重要，再到牛顿科学时期，人们认为科学可以揭开自然世界的所有真相，再到现在记者们称“我们记者提供真相”，我对现代西方竟然如此依附于真相而感到惊讶。 真相，被认为是一种永恒的事实，它准确地描述了真实世界的样子。现在有一种呼声认为我们要回归真相，要描述出世界本来的样子。因此，产生了一种对“后真相”的焦虑感。这就是《牛津词典》的定义所说的，“后真相”是情感的泛滥，是自认为真相的泛滥，是理性的消失。我认为从更长的历史阶段来讲，这一时期可被称作是西方对真相的信仰危机。 正如尼采批判科学时所说的，西方传统中所有发现真相的努力都只是一些解释。这也是我为何不同意“回归真相”的说法，他们没有理解“后真相”的矛盾只是真相被质疑、拒绝的更长历史变动中的一部分。 高见：你的观点有些让人沮丧。 约翰•基恩:我不认为这会让人沮丧，这其实是一种解放。因为可怕的暴力正是以真相和真理的名义进行的。想想欧洲基督徒的战争，想想20世纪的极权主义。墨索里尼，希特勒，他们都有自己的真理，他们试图以一种可怕的、可怕的代价强加给这个世界。 汉娜·阿伦特说:“真相具有暴政的特征(Truth has a despoticcharacter)。”真相是专制的,真相有着潜在的暴力力量。因此，摆脱对真相的执念是一种解放。 高见：你刚刚谈到记者，我认为他们只是揭开了事实的一面，而不可能是所有的真相。 约翰•基恩：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真相？著名作家蒙田曾说过:“在比利牛斯山的一边是真相，对另一边来说可能就是谬误。”我们生活的时代是真相的捍卫者，也就是说，那些批判“后真相”的人，真相的拥护者声称知道真相是什么，他们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宣称他们赢得了真相。我说，如果你关注真实的地理和历史，你就会更加谦卑。 三、判断比真相更重要 高见：如果不再要求人们对真相的执念，那么一个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约翰•基恩：世界上充满了解释，人们总是在不断地产生解释而不是真相。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不同的解释能和平共处吗?不同的生活方式能够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共存吗？持不同意见者能相互妥协吗？我在自己的著作中试图表明：民主是最好的公式和准则，它是使人们可以在不同的解释方式中共存的一套规则。 维特根斯坦曾说，在一个良好的民主社会，当人们想说“我知道什么是对的，我知道什么是真的”时，维特根斯坦建议人们应该事先说，“我认为我知道那是对的，我认为我知道那是真的。”我非常喜欢这个建议，因为它有令人羞耻的效果。 我反对谈论真相，正因为那是傲慢的。 真相的历史表明，它是权力与欺凌、权力与屈辱的历史。你刚刚说，真理的消失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说，事实上，这将是一种解放。一个良性的民主社会会尊重多元性和公开性，会尊重生命的解释性本质。没有人能够宣称他们知道真相、未来的道路和生活的本质。 高见：你觉得你的建议会有市场吗？因为在这个“后真相”时代，似乎有更多的人在变得更加主观和情绪化。 约翰•基恩:情感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不担心感情对生活的毒害，我们的生活中也充满了对世界的解释。但是如果你说“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我们就活不下去了”，我觉得这是种误解。我们在生活中靠的不是真相，是判断。我们会分辨不同的解释，哪些是胡说八道，哪些不是特别有说服力，或者我们更偏爱哪种解释。 无论是政治还是个人生活都需要人不断地做出判断。判断是在你不完全确定什么是对或错，好或坏，哪条道路更好的情况下做出的。人在做判断的时候不需要知道真相，如果知道了真相就没有判断这一说了。 人们没有真相也可以自由快乐地生活，但是却不能没有判断。当记者们声称要客观报道真相或报道现实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做判断。他们正在对世界做出解释，并判断哪些对受众来说是重要的，哪些没那么重要。 高见：如果记者的任务不是去报道真相，那他们要做的是什么？ 约翰•基恩：记者是要让读者更聪明地面对这个世界，让他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和判断。新闻是关于判断的艺术。我曾经是BBC的一名记者，我用“艾瑞卡·布莱尔”（EricaBlair）这个笔名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地进行采访。 高见：为什么要用“艾瑞卡·布莱尔”这个名字呢？ 约翰•基恩：这是“艾瑞克·布莱尔”（EricBlair）的女性版名字，而艾瑞克·布莱尔是一个伟大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本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一名记者。他认为记者的职责就是，每次遇到一个傲慢自大的人，记者就会拿一根针在他的屁股上猛戳一下，试着让这些自大的人更谦卑。这就是他毕生的工作，他反对极权主义，反对傲慢的权力，也反对滥用权力。这也是我的思考方式。 责编：傅斯鸿 PN134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ifeng.com (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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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Januar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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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terview | Western Populism May Be China’s Burden

专访约翰•基恩：西方民粹主义浪潮可能成为中国的负担 2017.12.21 第143期 文丨高见访谈员任冠青 过去一年，英国退欧和特朗普上台这两只镁光灯下的“黑天鹅”将世界舞台搅动地混乱不堪。大西洋两岸的民主国家不得不承认：这个时代已然进入民粹主义和“后真相”的双重限定之下。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本用来解释这个混乱世界的词汇自身却又模糊不清。 究竟什么是民粹主义和“后真相”政治？人们有能力砸碎它们所带来的幻象吗？为此，凤凰网评论《高见》栏目特别专访了《生死民主》的作者、著名政治学家约翰·基恩。 基恩教授是一位澳大利亚教授，这一特别的身份让他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谈及民粹主义者，他不会像大多数专家一样死守英国退欧和特朗普上任两个案例，而是把审视的镜头拓宽，拉近到荷兰、泰国、菲律宾、印度等地，谈他信，谈莫迪，谈杜特尔特……经过他的分析，你会发现民粹主义的全球性崛起绝不仅仅局限于大西洋两岸，而是在荷兰等聚光灯很少扫到的地方同时发酵。 而谈到对这两股潮流的反抗，基恩教授敏锐的观察就更显珍贵。他指出，应对民粹主义的方法不在英国，也不在美国，而是在当今的巴塞罗那。巴塞罗那新市长阿达·科洛对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的复兴，已然给人们指出了明确的道路。 基恩教授的另一个“壮举”，是他在《生死民主》中以一人之力一口气梳理了民主的整个发展历史。因此，在跟他对谈的过程中，他总是能给问题加上一层历史的维度。他认为，民粹主义是周期性存在的，并称之为民主的一种复发型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他也会清楚地告诉你，古希腊时期人们是怎么对付那些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者的。 访谈的那天，六十多岁的基恩教授穿了一身帅气的黑色皮夹克，头顶一头卷卷的白发，笑容满面。但是表面轻松的他却是我见过最“真”的知识分子之一。当他跟我说别相信《纽约时报》所讲的“报道真相”时，我震惊了。他不断引用维特根斯坦、蒙田等人的话来试图证明：没有所谓的真相，真相也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人的判断，记者的职责也正是让人更好地做出判断。 作为BBC的前记者，基恩教授曾顶着“艾瑞卡·布莱尔”这个笔名跑到西欧、南美许多国家进行采访，对话异见人士，对话独裁者们。他始终相信乔治·奥威尔所说的：记者的职责就是，每次遇到一个傲慢自大的人，记者就会拿一根针在他的屁股上猛戳一下，试着让这些自大的人更谦卑。像奥威尔一样，基恩教授也在反对权力的傲慢，反对极权主义。而这一点最具象征意义的存在，就是他一直在用“艾瑞卡·布莱尔”之名进行报道，而这个名字与奥威尔的原名仅有一个字母之差。 访谈嘉宾：约翰·基恩，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悉尼大学及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媒体与民主》、《一种政治生活：潘恩传》、《反思暴力》、《全球公民社会》、《暴力与民主》、《生死民主》等。英国《泰晤士报》将基恩列为在英国最具领导地位的思想家和作家之一，并称其作品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基恩的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暴力与民主、公共生活与传播自由等。   一、民粹主义是民主的一种“病”  高见：基恩教授，感谢接受《高见》采访。我们知道，民粹主义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术语，它可以与左、极左、右和极右等意识形态相匹配。那么，民粹主义到底是什么?它自身是一种意识形态吗? 约翰·基恩：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时代，现存的民主正在经历一种新型民粹主义的重生。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风格，一场公开演出，一种政治形式。民粹主义领导人和政党经常提到“人民”，说“我们是在以人民的名义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民粹主义是一种攻击建制派的政治风格。新的民粹主义攻击已建立的政党，攻击已建立的政府，以“人民”的名义攻击现有的系统。它有一种激进的感觉，它带有一种不满的精神。 我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完全民主的现象。民粹主义讲的是人民的语言，有什么比说人民的语言更民主呢？同时，它与与权力分享、选举民主有关。民粹主义会利用集会自由、选举竞争自由，民粹主义者会找到或成立属于自己的政党，举行公开会议，参与和赢得选举。 民粹主义强调，在当今时代，很多人都处于弱势，因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受苦，中产阶级也在瓦解。在这种意义上，民粹主义是在提醒民主国家人民平等的重要性。 如果你把事情说得很抽象，民主是一种政体，一种处理权力的方式，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民粹主义者说的：现实是非常不同的。人民正在被压榨，人民正在失去，人民被激怒了。他们对政治阶层感到不满，他们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 高见:所以，民粹主义出现在民主社会是完全正常的? 约翰·基恩：在民主历史上，民粹主义是周期性存在的，我称之为民主的一种复发型的自身免疫性疾病(arecurrent autoimmune disease of democracy)。 在《生死民主》中，我指出，历史上，民主有三个阶段。在古希腊世界的集会民主时代，存在着民粹主义的问题，蛊惑人心的危险。有些会挑起事端的受欢迎的领导人，他们会呼吁民众，向民众展示，他们会把民主变成专制。 大会民主国家有处理这一问题的技术。古希腊民主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投票来决定谁是最受欢迎的政治家，然后他们会强迫那个政客离开这个国家10年，这是一种防止民粹主义的方式。 第二阶段的民主也经历了民粹主义。例如，在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或者在19世纪末的美国，民粹主义政党的诞生。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民粹主义的面孔，所以民粹主义会周期性地发生在民主国家。 高见: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一波的民粹主义？ 约翰·基恩：当前这种新的民粹主义，是由几个原因引发的。一是与经济停滞有关。失业,找不到工作,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下降，“朝不保夕族”（precariat）群体的扩大……很多年轻人只有兼职工作,没有任何未来的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障,买不起房子。想想2007至2008年大西洋地区濒临崩溃的银行体系，你就会知道民粹主义能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扩张绝非偶然。 但民粹主义的出现也有政治原因：对老牌政党不满。有时这些政党也被称为“卡特尔政党”，也就是有两三个政党执政了半个世代。有些人开始对这种政治安排感到不满，而民粹主义者所做的就是说服这些人有必要进行改变。 第三，文化原因。你知道，民粹主义者正在赢得社会团体的支持，那些觉得自己的生活被边缘化的人。例如，在美国，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是白人，他们大多数是基督徒、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只会说英语，不是同性恋。他们觉得他们正在失去美国，美国已不再是他们的家。他们认为美国现在已经有太多华裔、越南裔、拉丁美洲裔、黑人，很多人谈论着少数族裔的权利，他们不喜欢这样。所以，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抵触。 当你把经济停滞与全球化、政治不满和文化焦虑联系在一起，你就有了民粹主义的滋生地。     二、民粹主义者掌权后不会冷静下来  高见:民粹主义者又是如何激发这些诱因的呢？ 基恩教授:民粹主义者的“智慧”就在于他们理解了数百万人被激怒的原因。他们会用民粹主义的表演风格来赢得这些人的支持。民粹主义的一个民主性特征是它利用了新的通讯革命：推文，脸书，建立网络平台，弥母（meme）。它利用新的通信革命产生一种政治风格，我称之为“反对性表演”，包括特朗普，荷兰的威尔德斯（荷兰自由党领导人），英国的奈杰尔·法拉奇（英国独立党领袖，“脱欧”运动重要推动者），法国的马琳·勒庞（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领导人），泰国的他信·西那瓦，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印度的莫迪。 他们的表现都很糟糕，他们会用一种政治风格来扰乱既成系统。这对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说很有吸引力，他们喜欢这些民粹主义者不讲礼貌，出言不逊。他们说谎，胡说八道，扮演小丑。他们凭此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因为这对很多人来说是新鲜的。 高见：正如你提到的，民粹主义者是反建制的，但在他们掌权之后会如何呢？从民主的历史来看，你认为他们会建立一个新的体制机制吗?还是他们会犯下类似的错误，就像他们当初批评的人一样? 约翰·基恩：在几乎每一个民主国家都有一场有趣的讨论，就是这些民粹主义者当选之后，他们是否会冷静下来?他们会变正常吗?我认为证据是他们没有。 莫迪在印度就是以人民的名义追求一种激进的政治目的，他想要把印度变成一个印度教国家,这对于穆斯林和锡克教徒等其他少数群体来说都是很坏的消息。在英国“退欧”中，特蕾莎·梅的保守政府也正在吸收民粹主义者的语言和行为方式。他们正在结束与欧盟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关系，这是非常极端的。 再来看特朗普，你会发现，特朗普政府正在粉碎大量的现存机构，他解散了环境保护机构，取消了他们所谓的联邦部门监督官员，不任命驻某些国家的大使（目前仍有48个大使职位是空缺的）。 美国的成就依赖于连贯性的政府，而现在特朗普正播下混乱和对抗性的种子。我想说的是，民粹主义者在掌权后仍然是不冷静的。他们对民主是危险的，他们破坏了权力分享型的民主制度。 高见：合法地使用制度和规则来掌权，然后侵蚀民主制度，有一些学者说这是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的迹象。你同意吗? 约翰·基恩：我们从现在看到，在实践中，民粹主义给权力共享的监督民主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所有的民粹主义都取决于煽动者的发展，强有力的领导人声称自己是人民的声音。民粹主义的风格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杜特尔特，特朗普，特蕾莎·梅……特朗普承诺要“排干这片沼泽” （华盛顿建城之前曾是一片沼泽地，“排干沼泽”意指清除腐败），但是请注意到他任命的内阁却变成了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集中地。 同时，民粹主义也具有排他性，某些不属于人民的人被边缘化，这是民粹主义的一个必要特征。所以，大多数民粹主义者不喜欢穆斯林，他们不喜欢同性恋，也不喜欢少数民族。特朗普说得非常清楚，他经常这样说:“我是为美国人民服务的！”“没有人比我更能成为美国人民的捍卫者了！”但这意味着有些人不属于“人民”。 所有民粹主义都崇拜主权领土国家，这就是它们反对全球化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敌视更多的移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已经在国内的某些群体怀有敌意。 高见：他们对于这些不属于自己群体的人可不怎么友好。 约翰·基恩：这就是民粹主义另一个特征：它对暴力有一种审美上的迷恋。当杜特尔特谈到他对毒品的战争时，你会感觉到他的民粹主义倾向于暴力，对暴力感兴趣，对暴力着迷。特朗普向美国警察协会发表演讲，他建议警察不要太好，他们应该击中头部。在他的竞选期间，每当有抗议者时，他会说，“打他的脸!”，“踢他的屁股！” 这些就是民粹主义的精神和特征，它们都有着反民主的后果。民粹主义是一个孩子，它是民主的毒果。   三、西方民粹主义抬头可能成为中国的负担 高见：应当如何杀死这一毒果？或者如何避免让人们吃掉它？ 约翰·基恩：对于这个问题，人们有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民粹主义会消失，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有些人认为民粹主义会带来积极的影响。迈克尔·卡津就提醒美国人,在1870至1890年的一波民粹主义浪潮中，很多人都说美国要完蛋了。 但是迈克尔·卡津指出，尽管那时的民粹主义有着非民主特征，美国却在那个时期产生了最伟大的变革性进步。1920年，妇女获得了选举权。那时，也开始实现了八小时工作日。城市下水道、电车、公共卫生系统和图书馆的建设，都是民粹主义的产物。 有人认为只能通过暴力或戒严法来击败民粹主义。这就是在泰国发生的事情，这是他信在政治和制度上被击败的方式。也有人认为我们需要的是左派民粹主义。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非民粹主义的政治风格？这种新的民粹主义能否通过非民粹的民主政治方式在政治上被击败？我认为，反对民粹主义的最好武器是捍卫权力分享、权力审查和权力监督机构，防止滥用权力的精神和政治。在实践中，要通过选举战胜民粹主义者。 例如，要通过一种全新的政治风格保卫城市，实现自治的城市。我们在巴塞罗那的新市长阿达·科洛的选举中就看到了这一点。她不是民粹主义者，她认为民主被绑架了，民主的精神和制度都需要复兴。这意味着要减少腐败，增加媒体的公开性，拥有更多的人民的自治性，加强对掌权者的监督。 高见：你认为这次民粹主义的全球化浪潮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约翰·基恩：当中国回到全球舞台，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强国时，大西洋的民主国家正在衰落。因此，经济停滞、政治不满、文化焦虑的结合，意味着实际上所有现存的民主都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从这方面来讲，中国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公民应该关注这一宏观动态，因为这可能意味着大西洋地区和其他地区资本主义民主的进一步瓦解，而这可能会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 高见：为什么这样说呢？很多人认为这对于中国来说恰恰是个好机会。 约翰·基恩：因为那会产生失序，以及随之而来可能产生的暴力行为，包括战争的可能性。我觉得针对这一问题，中国最需要做的就是关注这些动态。去了解民粹主义的成因，民粹主义的含义，理解民粹主义的民主性特点，以及民粹主义的病理性。因为民粹主义的在大西洋地区的崛起是中国的一个机会，但它也可能也会变成中国的负担。 责编：傅斯鸿 PN134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ifeng.com (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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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Januar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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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terview | ‘In my next life, I would like to be an anthropologist’ – John Keane

约翰·基恩：下辈子想做人类学家 王芊霓 2018-01-12 14:01 来源：澎湃新闻   我在2017年12月11日第一次见到约翰·基恩。“后真相”是他这天应邀在北大“高端学术论坛”演讲的题目，他身形高大、一身剪裁合身的黑色西服，系着一条明艳的领带，花白的鬈发引人注目。他用不太标准的中文问候听众，演讲配有恰到好处的幻灯片，其中穿插特朗普的搞笑视频、网红papi酱的照片——他显然知道在什么时候进行严肃的思辨、什么时候调节听众紧绷的大脑。之后，他回答了观众们的提问，每个问题都用了超过五分钟去解答——甚至显得过于认真。   他是悉尼大学和柏林科学中心的政治学教授，联合创办了“悉尼民主网络”并出任总监。他毕业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关于民主的创新理论使他闻名于世界，曾被《泰晤士报》誉为“英国顶尖的政治思想家，著作具有世界性重要影响的作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描述其为“澳大利亚重大知识输出者之一”。   称他已经建立了一座学术王国丝毫不夸张。他的主要著作有《媒体与民主》《民主与公民社会》《汤姆·潘恩传：一种政治生活》《哈维尔：六幕政治悲剧》等。其近年的作品有《民主与媒体的衰落》以及《生死民主》，后者曾入围2010年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候选名单，是近百年来首本全面阐述民主历史的著作，已被译作中文、日文、韩文、葡萄牙语、希腊语等25个版本。   68岁，听上去垂垂老矣的年纪，对他而言，却意味着更丰硕的产出，更清晰的表达。目前他将研究重点投向了中国，1月他将在耶鲁大学进行关于中国议题的演讲，6月新作《权力和谦卑》也将问世。他的精神甚至比很多年轻人都要好。在北京的一周，每天都被紧锣密鼓的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演讲和采访排满，而他竟完全不觉得累。连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教授也不断地感叹，“他的精神太好了！”   我在他的第二场讲座上见到了社科院拉美研究所谭道明研究员，他对我说，“一般人的讲座我都不去，天又这么冷，可是他的《生死民主》真的写得非常好！所以我专门跑过来。”他继续说，“虽然基恩的影响力还没到福山那样的程度，但是我想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阅读、引用、重视他的作品。”   期待人们看到“后真相”的复杂图景   此次北大之行，他带着介绍“西方学术前沿话题后真相”的使命而来，这个题目凝集了他多年来在政治学和传播学的研究兴趣。“后真相”一词，根据2016年的牛津词典，是指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一种舆论生态。2017年前后的种种国际政治事件都让“后真相”越来越受学界和媒体人士瞩目。   “后真相”这个词被认为也捕捉了中国当前公共舆论传播的特点，因此关于它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在演讲中，基恩梳理了后真相政治传播的四大特征，一是谎言横行、二是诳言（bullshit）弥漫、第三是消声效应：在后真相的生态中，包括老龄化、青年失业率、生物灭绝等在内的重要议题被掩盖了；第四是滑稽和插科打诨的政客表演，民粹主义者利用后真相标新立异，制造麻烦，并从中获益。他举例说明“后真相”现象的当代土壤是信息技术革命，以美国大选期间的假新闻“罗马天主教会教宗方济各支持特朗普”的病毒式传播为例，这则假新闻在纸媒和电视时代是不可想象的。简言之，社交媒体使得“后真相”瞬间传播、阴魂不散。   听到“后真相”这个词，人们往往不自觉地眉头紧皱，这已经是一个稍带贬义的术语了。自然而然地，流行的大部分观点将后真相视为真相的对立面，主张重回真相，实现手段则是信息公开或建立真相核查系统。中西方世界的媒体专业主义者发表了连篇累牍的呼唤真相的檄文，例如2016年《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文章，《纽约时报》的电视广告。相应的，真相核查软件在欧美、在中国也方兴未艾。   基恩自己当然也不喜欢“后真相”的舆论现状，他尤其厌恶民粹主义（populism）利用“后真相”作为工具，轻而易举地操纵舆论，控制人们对未来的希望，他也在演讲中提醒人们警醒这一点。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反叛者：他认为“后真相”的解药不是重回真相，“后真相”实际上是“真相”的孪生兄弟。他主张人们想象一种超越真相的生活方式，他也曾批评他悉尼大学同事发起的事实核查网站“完全不是解决方案”。   他的方案是让人们回头看，解构以往人们对真相的执念。他的主要观点是，真相本来就是多元的，是复数化的（意即存在非单一化而是多种多样的真相），是依赖共识和信任的。对他来说，后真相既危险又积极——其中积极的方面是打破人们对客观真相的迷信，逼迫人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真相。   他的观点无疑很新鲜、挑战、艰深，因而有些人喜欢，有些人则觉得过于标新立异。我则对他学术取向的来路充满好奇，我希望同时描述他的个人经历和学术脉络，继而架起两者的桥梁。   他递上来的名片，其实还是一张明信片，背面是中英双语的个人身份简介，正面则是一副展现原始社会钻木去火场景的画。之后我又参加了他的两次公开演讲和闭门讨论，在会议室、咖啡厅、寿司饭馆分别和他交谈了十几个小时，我也观察他和其他学者的交流。无论在任何场合，他都是一位滔滔不绝的讲者：抛出观点、给出例证或思想来源，显然他很享受自己的学者身份，每一场关于思想的交流和辩论都让他兴奋，他也丝毫不介意这项智力活动同时意味着不断的重复自己。   亲历充满“后真相”的社会   他对“后真相”的舆论生态的警惕和敏感或许来自年轻时在几个东欧国家游历和演讲的经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在伦敦求学，并和几个牛津和剑桥的好友同学发起了去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做学术演讲的项目。当时的他受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影响，是公民社会的积极拥护者，对东欧巨变当中公民社会所起的作用兴趣浓厚。   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处在剧变之前，整个社会笼罩在乔治·奥威尔《1984》中描述的那种氛围中。作为一个年轻乐天的澳大利亚人，他对铁幕背后的生活知之甚少。   而他要进行的关于公民社会历史的演讲无疑是很危险的。因此，他专门练习了“吃纸”这一销毁证据的方法。被邀请的过程更是传奇，他收到暗语一般的消息，“我有一个朋友从伦敦来，你们想来一起喝下午茶吗？”等他到了，那间公寓已挤满了七十多个人，他还记得当时现场有一个翻译，然后就是现场几乎每个听众都在抽烟。他们紧锁眉头，为未来忧虑，这些人之前都是教授，现在是清洁工或者其他体力劳动者。   基恩停了停，说：“知道吗？因为那场发言，我还被求婚了。”这时，骄傲在他脸上定格了几秒。这个花絮或许佐证了他当时感受到的男性气概吧，是一种智慧和冒险合二为一的自我认同。   2017年12月中旬，在五道口的一个小饭馆里，我和基恩教授、以及我们共同的朋友旅美政治学教授张善若交谈到很晚。基恩半开玩笑地说他常常梦见自己是某某政治人物，梦里，他了解了这个人在他的位置上会担心什么——这真的是非常政治学家式的梦了。   张善若评价，基恩的经历堪称是西方国家“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一代”（又称嬉皮士一代）的缩影。他们在大学里学习了先锋思想和反叛精神，试图把自己的学说和实践联系起来。因此他们的故事往往像小说一样跌宕起伏，他和他们的作品一起，关心着这个地球上几乎所有角落的人们对生活、政治和公共性的追求、他们与那个时代最知名的人为同伴，为未来往何处去而忧虑。   后来，约翰·基恩成了捷克“作家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第一篇论文《无权者的权力》的英文编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哈维尔多次被捕入狱。1989年苏联解体前夕，哈维尔因为支持独立运动最后一次被捕。在他出狱的三个星期后，基恩代表《泰晤士文学增刊》采访了他。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是在哈维尔位于布拉格的公寓，这也是让基恩永生难忘的一次会面，他们谈到了在真相中生活何以可能。   随着他们交往的深入，基恩得到授权为他撰写了传记《哈维尔：六幕政治悲剧》并于1999年出版，这也是关于哈维尔的第一本传记。   年轻时的基恩和哈维尔   青年时代，告别基督教的“单一真相”   如果说他对“后真相”舆论生态背后那种权力滥用的警惕来自博士时期的经验，他对“真相”本身的批判性反思则从本科一年级就开始了。   他出生在澳大利亚南部的一个农场，祖父母都是公理宗基督徒。在这样一个浓厚的基督教家庭氛围中长大，他和姐姐每周都要去教堂。直到高中结束，他都认为自己是不折不扣的基督徒, 他的初恋，也是一位同样虔诚的女孩儿。这一宗教有着严格的戒律，比如禁止婚前性行为，禁止周日放音乐等等。他们不相信神父，和天主教势不两立。   大一那年，他还不知道这年里即将发生的两件事将打破他对基督教的信仰。   当时，他被澳大利亚政府派遣去参加越南战争，当时大学里流行的是美国对越战的解读。某天，基恩在大学里听到一个演讲，演讲者讲述了中国对于越南战争的解读，也讲到了毛泽东的论断，比如战争是美国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美国是纸老虎，这可能是他头一回对越南战争产生不一样的观察角度，这个冲击有如天地倒置。他回忆说这个瞬间是人生的第一次顿悟。后来他读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里的鸭兔图，图正面看是鸭子，侧面看是兔子，维特根斯坦讲不确定性让他印象深刻，越战不就是美国人眼里的兔子，北京眼里的鸭子吗？   这场演讲让他明白某些看似牢不可破的真理也许蕴藏着其他可能。“当然重点并不是说我就变成了毛泽东主义者，我也没有，而是这种全新的视角让我着迷。所以那个之后我不再相信那些标榜说了真理的人了。”因为这场演讲，约翰·基恩没有参战。   也是在那段时间，一位在教堂结识的朋友去他家吃下午茶，基恩回忆，那人知道他要去战场了，佯装关心，实则借机兜售保险。他还记得那人说“如果你死在战场你一定会到天堂的”。这些话伴随着要卖保险的真实目的都让他觉得恶心，等那人走了以后，基恩气得烧掉了《圣经》。他觉得他对宗教的虔诚被操纵了。他问自己，怎么会一直以来那么天真呢？怎么会遇到利用教堂的伪君子呢？！在那个单纯的、向往绝对真理的年纪，这件事情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他原本的信仰体系。   这两件事持续影响了他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今天，他也乐见这种历史的转向：在上代人或者两代人以前，认为真理全部存在在《圣经》里的观点还非常普遍，现在却不会再有人说“让我们回到圣经里的真谛吧！再次回归基督教的精髓吧！”社会的世俗化意味着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只有唯一的真谛的存在了，而是认识到真相是有很多面的。曾经，圣经要求一切清规戒律都被视为真理，而现如今的情况，借用意大利著名思想家瓦蒂莫（Gianni Vattimo）的术语，则是时候“与真相再见”了。   对他个人而言，他从大学以后就坚信不应该再有任何形式的教堂来决定人们应该相信什么，并开始了对多元化的归属感的寻找：通过哲学、人类学，以及其他个人爱好。他不再被单一的表面化的意识形态吸引，看到民粹主义就觉得恶心，因为他们“总是讲大话，声称自己占有真理”的姿态。   这段早年经历也许恰恰解释了他对“真相政治”的敏感，这部分的追寻原来早已在他心里埋下种子。   有些人从生到死，从来没质疑过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但那显然不是日后成为了政治哲学家的基恩的命运轨迹。对他来说，同时拥有皈依信仰和脱离信仰的双重经验是一种幸运：战争和宗教这两大青年时期的主旋律，虽然死死地抓住他的脖子，让他无法呼吸也不知所措，但也迫使他寻找自由。在他开始建立自己的多元归属感和知识体系的时候，他也渐渐具备了强大的判断力，并接近了内心的自由。   他的早年经历让他相信判断力比真相重要。人们需要判断力去辨别不同的解释。生活中原本就充满了对世界的各式各样的解释，如果有人说“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我们就活不下去了”，那绝对是谬论。他继续说，“人类没有真相也可以自由快乐地生活，但是却不能没有判断。” 因此，人们应该想象一个超越了真相的未来。   鸭兔错觉图，因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用在其著作《哲学研究》而知名   “下辈子想做人类学家”   他寻找思想自由的方式当然包括广泛的阅读，他的学术思想受到了人类学的极大影响。这个学科倾向于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对权力关系中的弱者及边缘群体充满同情，并以其强烈的批判性而著称。从他2009年出版的《生死民主》即能发现他鲜明的文化多元主义者的立场、对民主的唯一优越性的观念的挑战。在《生死民主》一书中他重写民主的历史，使用考古人类学的资料强调民主实际上不是希腊人的发明，最早点燃大会式直接民主之光的地方是在“东方”，在当代的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一带。这一习俗是在公元前1500年之后才传播到雅典；之后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才声称这是西方独有的特色制度，是雅典优越于东方“野蛮人”的一个标志。   他写道，《生死民主》成书的目的之一是“扩展和打造我们思考民主的思想疆界”。他对民主历史的当代论述之狭隘深感不满。他在《生死民主》后记中坦陈，“……有关民主的研究都让民主的语言、制度和理想看起来只是大西洋地区的特殊现象。它们都不断地重复民主发源于雅典的老生常谈，无视对古代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人民大会制度所做的大量研究；仿佛是为了讨好詹姆斯·布赖斯、内厄姆·卡本和阿力克西·托克维尔这些人的偏见，学者们对早期伊斯兰世界对民主的贡献保持沉默。通常没有什么人会留意代议制民主的理念和制度在西班牙语美洲和不列颠帝国的惊人发现，同样遭人冷眼的还有当代被本土化的民主实践，如在印度、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非，还有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在一个世界日新月异的时代，民主也是一样要发生变化……”   人类学对他的影响大到让人惊异的地步。他甚至表示，“如果如佛家所说我有下辈子，我想成为一个人类学家。”当我问为什么时，他说，他特别钟爱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expatriation”（离开母国文化）的主张。他认为人类学的核心就是将自己的“母国文化”扔到身后，睁开双眼、打开耳朵去了解其他的文化。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清晰的理解和尊重差异。   他深深地认同人类学，也是像人类学家那样生活和做学问的。在伦敦的时光，他交到了很多穆斯林好朋友；在写作《生死民主》的十年里，他几乎走遍了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去了伊朗等国家图书馆查阅考古学历史学资料，也近距离观察各个国家的政治实践。某种程度上，他堪称一个研究政治科学的人类学家，因为《生死民主》其实就是向西方世界读者传播非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打破其对非西方世界的刻板成见。直到今天，他仍然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是一种必须，并且学科的界限远远没有研究问题本身重要，在和北大学者们的闭门讨论会上，他谈到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应该合作，并鼓励年轻的学者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他最爱的一本人类学著作是《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他深深着迷于书中人类学家对民族国家起源的不断追问。他喜欢的杰出的思想家包括朱迪思·巴特勒（擅长于身体政治）和研究太平洋岛屿的土著文化，进而反思西方世界各种观念的缺失的知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他称呼萨林斯是“最好的典型美国人”。他还记得萨林斯受邀到悉尼大学演讲时，前十五分钟迟迟没有进入正题，而是一直在讲行走在不同的文化中的含义是什么——一直到今天他还记得那场演讲的很多细节。   对异文化的尊重和理解，坚持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既是他的学术选择，也是他的生活环境所塑造的，在他长期生活和工作的悉尼，随处可见中国人，悉尼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中国人的城市，有七分之一的人口是中国人，那里有很古老的华人社区。他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也是澳大利亚华裔，他已经习惯了和黄皮肤打交道。他打趣说，“我住在柏林的时候，却常常对亚洲充满乡愁。”如今在他任教的悉尼大学，他有三个中国学生：一个副教授访问学者、另外两个分别是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博士候选人。通过这些学生的视角，基恩也在更加了解中国的文化。   人类学中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结构对人们理解真相有影响。当我们再次回到“后真相”和“真相”的讨论中，基恩也推测说中国对真相的理解和源自希腊的欧洲文明不同，因为中国的语言更加丰富、更能捕捉关于真相的纹理，而在欧洲文明中，对真相的思考往往是倾向于二元的。他的研究助理给过他一个中文表达真相的词语清单。他们都可以被翻译成真相（truth）,但是意思却有细微差别。就像因纽特人有17个词语描写雪花，他觉得因为普通话对真相有更多的语汇，因此当中国人更容易理解真相是有很多面，而且是有争议的——通过语言切入，他进一步进行着他关于“后真相”的人类学考察。   也正是对人类学主张的强烈认同，他才强调自己不是“民粹主义（populism）”的朋友。他痛心于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民粹主义在文化上对华裔、越南裔、拉丁美洲裔、黑人等少数群体的抵触。更反对民粹主义将人分为“自己人”和“他者”的手段，这些人对穆斯林、同性恋、少数群体、外来移民等的排斥都是他反对的。更不用提民粹主义的暴力倾向了。在北大的第二场关于“民粹主义”的演讲中，他播放了一段特朗普建议警察“不要太好”的演讲视频，视频中他说，“应该击中头部！”在竞选期间，每当有抗议者时，特朗普也常常说，“打他的脸！踢他的屁股！”显然他厌恶有着鲜明民粹主义特征的特朗普，并为这样的人能够有连任的可能性而忧心。   “傲慢的真相还是多元的真相？”   当秉持一种多元主义观念的时候，基恩要批判的对象即是那种霸权的、单一的、傲慢的价值观了。在北大演讲中，他引用了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在一个良好的社会，当人们想说“我知道什么是对的，我知道什么是真的”时，维特根斯坦建议人们应该说，“我认为我知道那是对的，我认为我知道那是真的。”   遗憾的是，基恩认为这句话背后的谦逊态度是现在的美国政治学学术圈以及社会大众所不具备的，也是他想要批评的。这可能和他与美国学术圈交流时感受到的傲慢不无关系。一次在美国某大学的演讲结束后，听众竟问他，“你们的女王怎么样了（How is your queen）？”于他而言，这是个极大的冒犯（澳大利亚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 1931年后独立，但英国女王仍为国家最高元首）。这个提问和他的演讲内容毫无关联，说起这个例子，他显然对美国听众的傲慢有些无语了。   他的印象是美国的学术研究正在变得官僚化、狭隘化……“这可能在正在衰落的帝国中很正常。” 在他看来，美国的政治学研究已经非常僵化，而这种僵化是源自一种过分的傲慢。《生死民主》一书认为美国不再是托克维尔所认为的灯塔式的民主规范，全球的民主指南针的摆动正在发生——这些观点当然让美国人无法容忍。《生死民主》一书在美国受到的评价并不积极，基恩则失望于美国读者无法放弃自身优越性的想法。他坚持认为，民主的未来是什么将由发生在亚太地区的一切来决定。如果托克维尔还活着，他一定会到亚太地区看看的。   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在中国，他的学说和思想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也被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生死民主》挑战了欧美学界关于民主的僵化的观点，如今，他也试图挑战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固有偏见——这都跟他推崇文化多元主义、以及人类学尊重异文化的立场分不开。如今，他被中国的公共生活背后复杂的动态关系所吸引。基于一种批判的惯性，他试图挑战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公共生活“（public life）”的论断。   他已经去过江苏、上海、新疆等地，并且坚持学习和使用中文。他阅读毛泽东、孙中山的作品、对鲁迅的《狂人日记》、余华的作品爱不释手。他也广泛阅读中国政治学家比如俞可平教授的作品。他非常热切地和在中国的教授、学者、记者等群体讨论他关心的学术议题。他的提问包括，“我认为在多媒体时代谣言很容易生产也容易被杀死，你们觉得呢？”“公共这个词的中文怎么发音？”有点出乎意料的是，他也熟知大众文化，喜爱中国明星金星和papi酱。“你怎么知道papi酱的？”我问。“即使是在国外她也很有名啊。”他不以为然，好像我这个问题很奇怪。他甚至会模仿papi酱疯狂的语速和尖尖的嗓音。   在他眼中，她们是中国公共生活的重要标志，她们对某些社会现象的戏谑和讽刺意味着某种自由的空气。他喜欢具有讽刺意味的东西，也就是总是能从至少两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从此意义出发，鲁迅、哈维尔、金星，和papi酱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人似乎有了共同点。讽刺感和幽默感是他思考和生活里贯穿始终的重要方式。    他希望自己可以是智慧和谦逊并存的。他钦佩谦逊的人，因为“谦卑说到底是人认识到自己和他人的局限性的能力”。他希望自己保持清醒，并向他认识的那些最顶尖却仍然谦逊的科学家们学习。“我常常惊异于他们的谦逊。”他说。三十年前，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英国媒体给他的“公共知识分子”称号，因为他感觉这个词儿颇为傲慢。在北大，他答应了每一位学生加微信、求合影的请求，发微信总是配合一个可爱微笑的表情。在座谈会上表达了不同观点后，他甚至担心对方感受到被冒犯而专门致歉。   学问使他接近谦卑，谦卑让他接纳真相的复数化，也让他的学术再次打破疆界——这是我在他身上看到的学术和生活的统一。   责任编辑：陈诗怀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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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Januar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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