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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terview | ‘In my next life, I would like to be an anthropologist’ – John Keane

约翰·基恩:下辈子想做人类学家 王芊霓 2018-01-12 14:01 来源:澎湃新闻   我在2017年12月11日第一次见到约翰·基恩。“后真相”是他这天应邀在北大“高端学术论坛”演讲的题目,他身形高大、一身剪裁合身的黑色西服,系着一条明艳的领带,花白的鬈发引人注目。他用不太标准的中文问候听众,演讲配有恰到好处的幻灯片,其中穿插特朗普的搞笑视频、网红papi酱的照片——他显然知道在什么时候进行严肃的思辨、什么时候调节听众紧绷的大脑。之后,他回答了观众们的提问,每个问题都用了超过五分钟去解答——甚至显得过于认真。   他是悉尼大学和柏林科学中心的政治学教授,联合创办了“悉尼民主网络”并出任总监。他毕业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关于民主的创新理论使他闻名于世界,曾被《泰晤士报》誉为“英国顶尖的政治思想家,著作具有世界性重要影响的作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描述其为“澳大利亚重大知识输出者之一”。   称他已经建立了一座学术王国丝毫不夸张。他的主要著作有《媒体与民主》《民主与公民社会》《汤姆·潘恩传:一种政治生活》《哈维尔:六幕政治悲剧》等。其近年的作品有《民主与媒体的衰落》以及《生死民主》,后者曾入围2010年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候选名单,是近百年来首本全面阐述民主历史的著作,已被译作中文、日文、韩文、葡萄牙语、希腊语等25个版本。   68岁,听上去垂垂老矣的年纪,对他而言,却意味着更丰硕的产出,更清晰的表达。目前他将研究重点投向了中国,1月他将在耶鲁大学进行关于中国议题的演讲,6月新作《权力和谦卑》也将问世。他的精神甚至比很多年轻人都要好。在北京的一周,每天都被紧锣密鼓的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演讲和采访排满,而他竟完全不觉得累。连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教授也不断地感叹,“他的精神太好了!”   我在他的第二场讲座上见到了社科院拉美研究所谭道明研究员,他对我说,“一般人的讲座我都不去,天又这么冷,可是他的《生死民主》真的写得非常好!所以我专门跑过来。”他继续说,“虽然基恩的影响力还没到福山那样的程度,但是我想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阅读、引用、重视他的作品。”   期待人们看到“后真相”的复杂图景   此次北大之行,他带着介绍“西方学术前沿话题后真相”的使命而来,这个题目凝集了他多年来在政治学和传播学的研究兴趣。“后真相”一词,根据2016年的牛津词典,是指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一种舆论生态。2017年前后的种种国际政治事件都让“后真相”越来越受学界和媒体人士瞩目。   “后真相”这个词被认为也捕捉了中国当前公共舆论传播的特点,因此关于它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在演讲中,基恩梳理了后真相政治传播的四大特征,一是谎言横行、二是诳言(bullshit)弥漫、第三是消声效应:在后真相的生态中,包括老龄化、青年失业率、生物灭绝等在内的重要议题被掩盖了;第四是滑稽和插科打诨的政客表演,民粹主义者利用后真相标新立异,制造麻烦,并从中获益。他举例说明“后真相”现象的当代土壤是信息技术革命,以美国大选期间的假新闻“罗马天主教会教宗方济各支持特朗普”的病毒式传播为例,这则假新闻在纸媒和电视时代是不可想象的。简言之,社交媒体使得“后真相”瞬间传播、阴魂不散。   听到“后真相”这个词,人们往往不自觉地眉头紧皱,这已经是一个稍带贬义的术语了。自然而然地,流行的大部分观点将后真相视为真相的对立面,主张重回真相,实现手段则是信息公开或建立真相核查系统。中西方世界的媒体专业主义者发表了连篇累牍的呼唤真相的檄文,例如2016年《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文章,《纽约时报》的电视广告。相应的,真相核查软件在欧美、在中国也方兴未艾。   基恩自己当然也不喜欢“后真相”的舆论现状,他尤其厌恶民粹主义(populism)利用“后真相”作为工具,轻而易举地操纵舆论,控制人们对未来的希望,他也在演讲中提醒人们警醒这一点。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反叛者:他认为“后真相”的解药不是重回真相,“后真相”实际上是“真相”的孪生兄弟。他主张人们想象一种超越真相的生活方式,他也曾批评他悉尼大学同事发起的事实核查网站“完全不是解决方案”。   他的方案是让人们回头看,解构以往人们对真相的执念。他的主要观点是,真相本来就是多元的,是复数化的(意即存在非单一化而是多种多样的真相),是依赖共识和信任的。对他来说,后真相既危险又积极——其中积极的方面是打破人们对客观真相的迷信,逼迫人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真相。   他的观点无疑很新鲜、挑战、艰深,因而有些人喜欢,有些人则觉得过于标新立异。我则对他学术取向的来路充满好奇,我希望同时描述他的个人经历和学术脉络,继而架起两者的桥梁。   他递上来的名片,其实还是一张明信片,背面是中英双语的个人身份简介,正面则是一副展现原始社会钻木去火场景的画。之后我又参加了他的两次公开演讲和闭门讨论,在会议室、咖啡厅、寿司饭馆分别和他交谈了十几个小时,我也观察他和其他学者的交流。无论在任何场合,他都是一位滔滔不绝的讲者:抛出观点、给出例证或思想来源,显然他很享受自己的学者身份,每一场关于思想的交流和辩论都让他兴奋,他也丝毫不介意这项智力活动同时意味着不断的重复自己。   亲历充满“后真相”的社会   他对“后真相”的舆论生态的警惕和敏感或许来自年轻时在几个东欧国家游历和演讲的经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在伦敦求学,并和几个牛津和剑桥的好友同学发起了去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做学术演讲的项目。当时的他受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影响,是公民社会的积极拥护者,对东欧巨变当中公民社会所起的作用兴趣浓厚。   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处在剧变之前,整个社会笼罩在乔治·奥威尔《1984》中描述的那种氛围中。作为一个年轻乐天的澳大利亚人,他对铁幕背后的生活知之甚少。   而他要进行的关于公民社会历史的演讲无疑是很危险的。因此,他专门练习了“吃纸”这一销毁证据的方法。被邀请的过程更是传奇,他收到暗语一般的消息,“我有一个朋友从伦敦来,你们想来一起喝下午茶吗?”等他到了,那间公寓已挤满了七十多个人,他还记得当时现场有一个翻译,然后就是现场几乎每个听众都在抽烟。他们紧锁眉头,为未来忧虑,这些人之前都是教授,现在是清洁工或者其他体力劳动者。   基恩停了停,说:“知道吗?因为那场发言,我还被求婚了。”这时,骄傲在他脸上定格了几秒。这个花絮或许佐证了他当时感受到的男性气概吧,是一种智慧和冒险合二为一的自我认同。   2017年12月中旬,在五道口的一个小饭馆里,我和基恩教授、以及我们共同的朋友旅美政治学教授张善若交谈到很晚。基恩半开玩笑地说他常常梦见自己是某某政治人物,梦里,他了解了这个人在他的位置上会担心什么——这真的是非常政治学家式的梦了。   张善若评价,基恩的经历堪称是西方国家“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一代”(又称嬉皮士一代)的缩影。他们在大学里学习了先锋思想和反叛精神,试图把自己的学说和实践联系起来。因此他们的故事往往像小说一样跌宕起伏,他和他们的作品一起,关心着这个地球上几乎所有角落的人们对生活、政治和公共性的追求、他们与那个时代最知名的人为同伴,为未来往何处去而忧虑。   后来,约翰·基恩成了捷克“作家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第一篇论文《无权者的权力》的英文编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哈维尔多次被捕入狱。1989年苏联解体前夕,哈维尔因为支持独立运动最后一次被捕。在他出狱的三个星期后,基恩代表《泰晤士文学增刊》采访了他。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是在哈维尔位于布拉格的公寓,这也是让基恩永生难忘的一次会面,他们谈到了在真相中生活何以可能。   随着他们交往的深入,基恩得到授权为他撰写了传记《哈维尔:六幕政治悲剧》并于1999年出版,这也是关于哈维尔的第一本传记。   年轻时的基恩和哈维尔   青年时代,告别基督教的“单一真相”   如果说他对“后真相”舆论生态背后那种权力滥用的警惕来自博士时期的经验,他对“真相”本身的批判性反思则从本科一年级就开始了。   他出生在澳大利亚南部的一个农场,祖父母都是公理宗基督徒。在这样一个浓厚的基督教家庭氛围中长大,他和姐姐每周都要去教堂。直到高中结束,他都认为自己是不折不扣的基督徒, 他的初恋,也是一位同样虔诚的女孩儿。这一宗教有着严格的戒律,比如禁止婚前性行为,禁止周日放音乐等等。他们不相信神父,和天主教势不两立。   大一那年,他还不知道这年里即将发生的两件事将打破他对基督教的信仰。   当时,他被澳大利亚政府派遣去参加越南战争,当时大学里流行的是美国对越战的解读。某天,基恩在大学里听到一个演讲,演讲者讲述了中国对于越南战争的解读,也讲到了毛泽东的论断,比如战争是美国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美国是纸老虎,这可能是他头一回对越南战争产生不一样的观察角度,这个冲击有如天地倒置。他回忆说这个瞬间是人生的第一次顿悟。后来他读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里的鸭兔图,图正面看是鸭子,侧面看是兔子,维特根斯坦讲不确定性让他印象深刻,越战不就是美国人眼里的兔子,北京眼里的鸭子吗?   这场演讲让他明白某些看似牢不可破的真理也许蕴藏着其他可能。“当然重点并不是说我就变成了毛泽东主义者,我也没有,而是这种全新的视角让我着迷。所以那个之后我不再相信那些标榜说了真理的人了。”因为这场演讲,约翰·基恩没有参战。   也是在那段时间,一位在教堂结识的朋友去他家吃下午茶,基恩回忆,那人知道他要去战场了,佯装关心,实则借机兜售保险。他还记得那人说“如果你死在战场你一定会到天堂的”。这些话伴随着要卖保险的真实目的都让他觉得恶心,等那人走了以后,基恩气得烧掉了《圣经》。他觉得他对宗教的虔诚被操纵了。他问自己,怎么会一直以来那么天真呢?怎么会遇到利用教堂的伪君子呢?!在那个单纯的、向往绝对真理的年纪,这件事情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他原本的信仰体系。   这两件事持续影响了他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今天,他也乐见这种历史的转向:在上代人或者两代人以前,认为真理全部存在在《圣经》里的观点还非常普遍,现在却不会再有人说“让我们回到圣经里的真谛吧!再次回归基督教的精髓吧!”社会的世俗化意味着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只有唯一的真谛的存在了,而是认识到真相是有很多面的。曾经,圣经要求一切清规戒律都被视为真理,而现如今的情况,借用意大利著名思想家瓦蒂莫(Gianni Vattimo)的术语,则是时候“与真相再见”了。   对他个人而言,他从大学以后就坚信不应该再有任何形式的教堂来决定人们应该相信什么,并开始了对多元化的归属感的寻找:通过哲学、人类学,以及其他个人爱好。他不再被单一的表面化的意识形态吸引,看到民粹主义就觉得恶心,因为他们“总是讲大话,声称自己占有真理”的姿态。   这段早年经历也许恰恰解释了他对“真相政治”的敏感,这部分的追寻原来早已在他心里埋下种子。   有些人从生到死,从来没质疑过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但那显然不是日后成为了政治哲学家的基恩的命运轨迹。对他来说,同时拥有皈依信仰和脱离信仰的双重经验是一种幸运:战争和宗教这两大青年时期的主旋律,虽然死死地抓住他的脖子,让他无法呼吸也不知所措,但也迫使他寻找自由。在他开始建立自己的多元归属感和知识体系的时候,他也渐渐具备了强大的判断力,并接近了内心的自由。   他的早年经历让他相信判断力比真相重要。人们需要判断力去辨别不同的解释。生活中原本就充满了对世界的各式各样的解释,如果有人说“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我们就活不下去了”,那绝对是谬论。他继续说,“人类没有真相也可以自由快乐地生活,但是却不能没有判断。” 因此,人们应该想象一个超越了真相的未来。   鸭兔错觉图,因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用在其著作《哲学研究》而知名   “下辈子想做人类学家”   他寻找思想自由的方式当然包括广泛的阅读,他的学术思想受到了人类学的极大影响。这个学科倾向于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对权力关系中的弱者及边缘群体充满同情,并以其强烈的批判性而著称。从他2009年出版的《生死民主》即能发现他鲜明的文化多元主义者的立场、对民主的唯一优越性的观念的挑战。在《生死民主》一书中他重写民主的历史,使用考古人类学的资料强调民主实际上不是希腊人的发明,最早点燃大会式直接民主之光的地方是在“东方”,在当代的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一带。这一习俗是在公元前1500年之后才传播到雅典;之后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才声称这是西方独有的特色制度,是雅典优越于东方“野蛮人”的一个标志。   他写道,《生死民主》成书的目的之一是“扩展和打造我们思考民主的思想疆界”。他对民主历史的当代论述之狭隘深感不满。他在《生死民主》后记中坦陈,“……有关民主的研究都让民主的语言、制度和理想看起来只是大西洋地区的特殊现象。它们都不断地重复民主发源于雅典的老生常谈,无视对古代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人民大会制度所做的大量研究;仿佛是为了讨好詹姆斯·布赖斯、内厄姆·卡本和阿力克西·托克维尔这些人的偏见,学者们对早期伊斯兰世界对民主的贡献保持沉默。通常没有什么人会留意代议制民主的理念和制度在西班牙语美洲和不列颠帝国的惊人发现,同样遭人冷眼的还有当代被本土化的民主实践,如在印度、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非,还有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在一个世界日新月异的时代,民主也是一样要发生变化……”   人类学对他的影响大到让人惊异的地步。他甚至表示,“如果如佛家所说我有下辈子,我想成为一个人类学家。”当我问为什么时,他说,他特别钟爱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expatriation”(离开母国文化)的主张。他认为人类学的核心就是将自己的“母国文化”扔到身后,睁开双眼、打开耳朵去了解其他的文化。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清晰的理解和尊重差异。   他深深地认同人类学,也是像人类学家那样生活和做学问的。在伦敦的时光,他交到了很多穆斯林好朋友;在写作《生死民主》的十年里,他几乎走遍了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去了伊朗等国家图书馆查阅考古学历史学资料,也近距离观察各个国家的政治实践。某种程度上,他堪称一个研究政治科学的人类学家,因为《生死民主》其实就是向西方世界读者传播非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打破其对非西方世界的刻板成见。直到今天,他仍然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是一种必须,并且学科的界限远远没有研究问题本身重要,在和北大学者们的闭门讨论会上,他谈到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应该合作,并鼓励年轻的学者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他最爱的一本人类学著作是《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他深深着迷于书中人类学家对民族国家起源的不断追问。他喜欢的杰出的思想家包括朱迪思·巴特勒(擅长于身体政治)和研究太平洋岛屿的土著文化,进而反思西方世界各种观念的缺失的知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他称呼萨林斯是“最好的典型美国人”。他还记得萨林斯受邀到悉尼大学演讲时,前十五分钟迟迟没有进入正题,而是一直在讲行走在不同的文化中的含义是什么——一直到今天他还记得那场演讲的很多细节。   对异文化的尊重和理解,坚持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既是他的学术选择,也是他的生活环境所塑造的,在他长期生活和工作的悉尼,随处可见中国人,悉尼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中国人的城市,有七分之一的人口是中国人,那里有很古老的华人社区。他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也是澳大利亚华裔,他已经习惯了和黄皮肤打交道。他打趣说,“我住在柏林的时候,却常常对亚洲充满乡愁。”如今在他任教的悉尼大学,他有三个中国学生:一个副教授访问学者、另外两个分别是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博士候选人。通过这些学生的视角,基恩也在更加了解中国的文化。   人类学中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结构对人们理解真相有影响。当我们再次回到“后真相”和“真相”的讨论中,基恩也推测说中国对真相的理解和源自希腊的欧洲文明不同,因为中国的语言更加丰富、更能捕捉关于真相的纹理,而在欧洲文明中,对真相的思考往往是倾向于二元的。他的研究助理给过他一个中文表达真相的词语清单。他们都可以被翻译成真相(truth),但是意思却有细微差别。就像因纽特人有17个词语描写雪花,他觉得因为普通话对真相有更多的语汇,因此当中国人更容易理解真相是有很多面,而且是有争议的——通过语言切入,他进一步进行着他关于“后真相”的人类学考察。   也正是对人类学主张的强烈认同,他才强调自己不是“民粹主义(populism)”的朋友。他痛心于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民粹主义在文化上对华裔、越南裔、拉丁美洲裔、黑人等少数群体的抵触。更反对民粹主义将人分为“自己人”和“他者”的手段,这些人对穆斯林、同性恋、少数群体、外来移民等的排斥都是他反对的。更不用提民粹主义的暴力倾向了。在北大的第二场关于“民粹主义”的演讲中,他播放了一段特朗普建议警察“不要太好”的演讲视频,视频中他说,“应该击中头部!”在竞选期间,每当有抗议者时,特朗普也常常说,“打他的脸!踢他的屁股!”显然他厌恶有着鲜明民粹主义特征的特朗普,并为这样的人能够有连任的可能性而忧心。   “傲慢的真相还是多元的真相?”   当秉持一种多元主义观念的时候,基恩要批判的对象即是那种霸权的、单一的、傲慢的价值观了。在北大演讲中,他引用了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在一个良好的社会,当人们想说“我知道什么是对的,我知道什么是真的”时,维特根斯坦建议人们应该说,“我认为我知道那是对的,我认为我知道那是真的。”   遗憾的是,基恩认为这句话背后的谦逊态度是现在的美国政治学学术圈以及社会大众所不具备的,也是他想要批评的。这可能和他与美国学术圈交流时感受到的傲慢不无关系。一次在美国某大学的演讲结束后,听众竟问他,“你们的女王怎么样了(How is your queen)?”于他而言,这是个极大的冒犯(澳大利亚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 1931年后独立,但英国女王仍为国家最高元首)。这个提问和他的演讲内容毫无关联,说起这个例子,他显然对美国听众的傲慢有些无语了。   他的印象是美国的学术研究正在变得官僚化、狭隘化……“这可能在正在衰落的帝国中很正常。” 在他看来,美国的政治学研究已经非常僵化,而这种僵化是源自一种过分的傲慢。《生死民主》一书认为美国不再是托克维尔所认为的灯塔式的民主规范,全球的民主指南针的摆动正在发生——这些观点当然让美国人无法容忍。《生死民主》一书在美国受到的评价并不积极,基恩则失望于美国读者无法放弃自身优越性的想法。他坚持认为,民主的未来是什么将由发生在亚太地区的一切来决定。如果托克维尔还活着,他一定会到亚太地区看看的。   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在中国,他的学说和思想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也被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生死民主》挑战了欧美学界关于民主的僵化的观点,如今,他也试图挑战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固有偏见——这都跟他推崇文化多元主义、以及人类学尊重异文化的立场分不开。如今,他被中国的公共生活背后复杂的动态关系所吸引。基于一种批判的惯性,他试图挑战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公共生活“(public life)”的论断。   他已经去过江苏、上海、新疆等地,并且坚持学习和使用中文。他阅读毛泽东、孙中山的作品、对鲁迅的《狂人日记》、余华的作品爱不释手。他也广泛阅读中国政治学家比如俞可平教授的作品。他非常热切地和在中国的教授、学者、记者等群体讨论他关心的学术议题。他的提问包括,“我认为在多媒体时代谣言很容易生产也容易被杀死,你们觉得呢?”“公共这个词的中文怎么发音?”有点出乎意料的是,他也熟知大众文化,喜爱中国明星金星和papi酱。“你怎么知道papi酱的?”我问。“即使是在国外她也很有名啊。”他不以为然,好像我这个问题很奇怪。他甚至会模仿papi酱疯狂的语速和尖尖的嗓音。   在他眼中,她们是中国公共生活的重要标志,她们对某些社会现象的戏谑和讽刺意味着某种自由的空气。他喜欢具有讽刺意味的东西,也就是总是能从至少两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从此意义出发,鲁迅、哈维尔、金星,和papi酱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人似乎有了共同点。讽刺感和幽默感是他思考和生活里贯穿始终的重要方式。    他希望自己可以是智慧和谦逊并存的。他钦佩谦逊的人,因为“谦卑说到底是人认识到自己和他人的局限性的能力”。他希望自己保持清醒,并向他认识的那些最顶尖却仍然谦逊的科学家们学习。“我常常惊异于他们的谦逊。”他说。三十年前,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英国媒体给他的“公共知识分子”称号,因为他感觉这个词儿颇为傲慢。在北大,他答应了每一位学生加微信、求合影的请求,发微信总是配合一个可爱微笑的表情。在座谈会上表达了不同观点后,他甚至担心对方感受到被冒犯而专门致歉。   学问使他接近谦卑,谦卑让他接纳真相的复数化,也让他的学术再次打破疆界——这是我在他身上看到的学术和生活的统一。   责任编辑:陈诗怀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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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Januar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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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ost-Truth: Reflections on Recent Western Debates –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Peking University

约翰·基恩:“后真相”与民主 2017-12-16 09:49 北京大学 《牛津大辞典》将“后真相”(Post-Truth)选为2016年年度热词。“后真相”究竟是什么?它颠覆了“事实胜于雄辩”的古训吗?它与民主政治是什么关系?国际知名的政治学家约翰·基恩(John Keane)教授于12月10日-18日访问北京大学并发表系列演讲。本文是基恩教授的第一次演讲,着重谈论“后真相”的社会政治意义和哲学意义。 定义“后真相” 后真相这个词的准确定义到底是什么?说起来有点矛盾,后真相是我们这个时代谈论最多但定义最不准确的一个词。在英语世界大多数观察人士会引用《牛津英语大词典》2016年度热词对后真相的定义:后真相是过度“诉诸个人情绪和信仰”而将“客观真相”淹没在了信息的海洋中。 然而,在德国流行的postfaktisch一词也有着几乎相同的含义:它指的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讨论”正在被“情感而非事实”主导的趋势。Postfaktisch一词的含义还包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无视事实,甚至愿意接受明显的谎言。‘感觉真相’而不是对真相的追求导致了‘后真相时代’的来临”。 后真相具有多元化的特征。首先,它是一种包含了旧式谎言(Old-fashioned lying)的交流方式。这种话语形式是说话者在谈论他们自己和他们世界的时候,其谈论的内容与他们心中的印象和信念并不一致。 后真相还包括一种公共话语的形态,就是通常所说的“狂言”(Bullshit)。它是口无遮拦的,是想当然的认为某些事物必定会被其他人所接受。 后真相还包括象征性的插科打诨(Symbolic Buffoonery),为了吸引和分散公众注意力,以及打断传统政治和公共生活的背景噪声而进行的短小、精彩的交流。这包括了废话、笑话和吹牛。其中既有聪明的俏皮话,也有故弄玄虚和蓄意夸张。 后真相的出现恰恰是以沉默(Silence)为基础的。这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语言是不能被理解的,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沉默也是组成言论的一部分”。后真相交流方式的支持者津津乐道的一种观点就是事实的无法言明性。他们如此虚张声势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而是为了隐藏那些不希望被别人注意到的事情,或是可能引发对后真相政治风气和实质产生怀疑的东西。由此产生的沉默不仅是后真相交流的后遗症或“残羹剩饭”,也是在后真相交流的每一个瞬间以什么不说或不能说为基础的。 “煤气灯”式操纵 把后真相理解为一种充满谎言、狂言、插科打诨和沉默的一种政治手段有助于我们了解后真相的戏剧张力。后真相可以被想象成是政治家、媒体记者、公关公司、智库以及其他角色上演的公共演出,这不过是20世纪初政治版的戏剧表演。与传统表演方式有所不同,后真相是一个为了吸引眼球和娱乐大众而精心策划的公共表演。 但后真相远不止娱乐这么简单,对有权力的人,或一心想获得权力的人来说,后真相的功能就像一种政治操纵的新武器。后真相并不只是关于赢得选举,支持朋友或对付政敌,它还有更糟糕的作用——它是种利用误导与撒谎的方式操纵民众,让他们对自己的记忆和认知产生怀疑的手法。“煤气灯(Gaslighting)”这个说法来自于一部电影,在这儿被定义成夺取控制力的武器。 它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公众人物对公民身份的扰乱,说谎,狂言,笑话和沉默等共同作用,为怀疑和混乱播下了种子。“煤气灯式操控”通常是自恋与具有攻击性的人较喜欢的手段;这类人为了得到或保持比别人高的地位而不择手段。他们的目的是要混淆视听,利用别人的自我怀疑来摧毁他们客观理解周围事物以及判断的能力,慢慢的使他们不得不信服。 反思后真相 后真相利用的措辞是拐弯抹角的;是特意设计误导人们而让人入迷的。这就是为什么后真相的批评者都警告人们要警惕后真相——政治谎言、狂言、插科打诨与沉默——这些诱人闹剧的危险性。他们强调政治谎言与“假新闻”和“事实的另一种理解”是个阴谋,是与公开多元的沟通这一基本民主规范直接对立的。对后真相的指责经常是强劲有力的,高声的和带有崇高道德语义的。有些人认为后真相是民主政治衰落的开始。有些人提到“后真相时代”即将来临。不少批评者表示,后真相的普遍化意味着新“极权主义”的到来。而其他人则把这种现象形容成民粹独裁主义或“准法西斯主义”。 这些描述是可疑的,也表现出对“煤气灯式操控”缺乏历史观。毕竟回避问题、刻意混淆视听和策划公共群体的沉默并非新的政治手段。相反,欺骗和谎言是古老的政治策略。不过,我们现在目睹的“煤气灯式操纵” 有些不寻常的特征,这些特征都与正在进行的信息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电子科技中文字、音频与影像的结合,廉价复制的出现以及讯息能跨越地理迅速传达是后真相的推手。新的通讯技巧与工具让后真相变成可能,它让后真相产生,快速流传并且被民主政体吸收消化。 显然,电子信息革命让空间与时间不再成为后真相传递的阻碍;谎言、狂言、插科打诨和沉默的“原料”长了脚,快速传遍全球。后真相的传递是没有边界限制的。后真相的论述也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扎下根。以往是私人的空间已不再是自己的秘密天地,也不再是个维持平衡的空间。 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另一个新奇之处:后真相是被民粹主义的领袖、政党和政府制造与散播的。根据历史记载,民粹主义是民主里具有复发性质的病毒。但是今天,民粹主义的急速蔓延是因为不同寻常的境况:民主制度的腐朽,民众对政治家、政党和“政治”的不满,与民主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反民主派的挑战,比如跨国公司影响力的增加,贫富差距的扩大和黑钱涌入选举的趋势。 如果后真相是新民粹主义的语言,那么社会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换取民粹主义给人民的承诺,后真相的“内部逻辑”或“精神”对民主坚持的多方共享权力对平等的原则是具有毁灭性的。不过,后真相民粹主义有可能在数年后,对民主产生正面影响。不过,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后真相民粹主义政治和它的亲民的口号一样,一点都不亲民。他们的实际作用是扼杀多方共享权力的民主。民粹主义必定要有能鼓动人心的领导者;鼓动人们打击赞助媒体、专家意见、法制体系,以及其他权力监控体制。民粹主义“否认当代社会的多元化”。它促进对“敌人”的敌意,并且煽动暴力。它具备着“领土”心态,注重于不让“外地人”与“外地影响”,包括多边机构与所谓的“国际化”入侵国内。 与真相告别? 资讯过量与后真相传播最让人惊讶的后果是它们对现代提问和排斥信仰真相的巩固。虽然“真相”这词通常难以被定义,但批评者对真相的渴求可以解释为为什么多位学者、记者和评论家常指责近十年来的“后现代理论”成为后真相政治的帮凶,甚至是后真相的推动者。他们相信,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相对论”模糊了应该基于真凭实据的真相。他们认为,社会现在迫切需要的是真相的复苏。 但什么是真相?他们认为真相是后真相的解药。真相是观察得到的,是描述符合现实的语言、文字和影像。语言是观察者记载现实的媒介;真相忠诚的信仰者坚持证据就是证据,现实是真的,而事实就是事实,其存在独立于任何人对它的态度。 不仅哲学家这样想,记者、律师、多位学者、环保人士和数据科学家都是这样认为的。真相的信仰者有这样一个习惯:他们假设事实无所不在,是伸手可触的,就像数据一样。他们也无法想象真相与后真相是携手存在的,是共生而非对立。这想法也忽视了真相地理与历史层面的需要。真相的价值因地而异。 同样的,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事情会被断定为真相。真相有个富有争议的历史;真相并不总是真相。真相的历史表明,作为真相的价值不仅将随时间发生变化,而且(必然的结果)今天被视为真相的东西并不总是真相。 真相与民主 我们可以说,后真相政治是支持民众对于世界有多元的见解的,是社会在进化的过程中黑暗以及杂乱的那一面。是的,对于真相的探讨并没有消失,更没有灭亡。 真相是多方面的。所谓的“可以相信的资讯”对人们来说越来越无法从电视节目、电台节目、报纸、电子平台或“专家”评论中搜集的“铁一般的事实”或“真凭实据”。在这个信息膨胀和监督式民主的时代,“现实”是多样和易变的。“现实”,包括谎言、狂言和有权有势的人散播的信息,这已被理解成“报导的事实”,是一群人为其他人制造的“现实”。换句话说,资讯可以在传播和接收的过程中被重复塑造和重新塑造。 对于真相幻想的破灭与民主有很大关联。 民主是防止人类出现“确定性幻觉”和打破通过伪装真相来行使并垄断权力的最佳武器。民主不是真理或绝对的规范。恰好相反:监督式民主的原则强调自己与其他政治形式的缺陷,承认自己并非无所不知,反对把民主作为一种确定的元历史叙事。这就是为什么监督式民主不会被疯狂的真相信仰者与愚蠢的庸众所困扰。民主时刻都提醒着人们社会真相并不是不证自明的,任何所谓的真相其实都只是一种诠释和解读。民主也认识到了阿伦特所说的真相在政治生活中的暴政属性,所以提倡建立一个超越真相与后真相的世界;这背后的逻辑并不是因为所有人生而平等,而是因为民主认为没有人有能力宣称自己掌握真相,反对任何人以垄断真相解释权为基础对人民和领土进行永久性的统治。 本文根据约翰·基恩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座的原文摘译,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特别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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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ec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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