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Keane |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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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bout the post-truth controversies in the West’ – A seminar at Wuhan University, China, 23 May 2018

约翰·基恩:后真相与数字通信革命 2018年5月23日下午三点,国际知名学者、悉尼大学教授约翰·基恩(John Keane)应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331会议室发表了以“对近期西方争论的‘后真相’的反思(On Post-Truth Reflections on Recent Western Debates)”为主题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属于“中国传播创新论坛”系列学术活动。 约翰·基恩教授出生于南澳大利亚,现任悉尼大学和柏林科学中心(WZB)政治学教授,联合创办了悉尼民主网络(Sydney Democracy Network)并出任总监。他因关于民主的创新理论闻名遐迩于世界,同时媒介的发展及影响也是他关注的问题之一。基恩教授的主要著作有:被译成超过25种语言的《媒体与民主》(1991),《生死民主》(2009)。近期,他关于媒体的另一力作《民主与媒体衰落》(2013)也即将发行中文译本。 -- 基恩教授首先追溯了“后真相(post-truth)”的起源。早在上世纪90年代,水门事件、越南战争中的政治谎言启发学者提出了这一概念,但直到2016年,两大国际事件——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发生后,“后真相”才引起各界的广泛重视。在牛津词典的定义中,后真相被描述为“客观事实被情绪替代了”。从这个角度看来,“后真相”似乎站在了真相的对立面。但基恩教授对此有不同意见,他以四个维度重新定义了后真相:第一,谎言(lies);后真相中充斥着政客们的谎言;第二,胡扯(bullshit),即胡说八道;第三,插科打诨、转移话题(symbolic buffoonery/ distractions),特朗普常以此转移人们的事实的注意;第四,沉默(silence),并指出沉默已经成为传播的一部分。 [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640"] 基恩教授讲演中[/caption] 同时,他以两个比喻指出了“后真相”的特性:一方面,后真相类似一场二十世纪的马戏表演(vaudeville),具有娱乐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政治控制性。正如好莱坞经典电影《煤气灯下》中所呈现的那样,后真相带来了一种煤气灯效应(gas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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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Jun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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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terview | Dealing with Post-Truth: Judgemen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ruth

专访约翰•基恩:应对“后真相”,判断力比回归真相更重要 2017.12.21 第144期 访谈嘉宾:约翰·基恩,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悉尼大学及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媒体与民主》、《一种政治生活:潘恩传》、《反思暴力》、《全球公民社会》、《暴力与民主》、《生死民主》等。英国《泰晤士报》将基恩列为在英国最具领导地位的思想家和作家之一,并称其作品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基恩的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暴力与民主、公共生活与传播自由等。     一、通信革命使“后真相”发酵 高见:在过去一年,我们看到民粹主义和后真相总是结伴而行,可是“后真相”好像也是个很难定义的词。你的看法是? 约翰•基恩:“后真相”是2016年《牛津辞典》的年度词汇,也是德国的年度词汇,这一术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奇怪的是,虽然人们一直在使用这个词,以至于“后真相”变成了一个“弥母”(meme),但是它实际上含义非常模糊。这很奇怪,因为这个词本身就是用来解决混乱问题的。 我认为后真相是由几个要素所组成的一种公共交流形式。首先是谎言。比如,特朗普说加州从未发生过旱灾,说他宣誓就职时的人数规模为史上最多……在后真相时代,谎言会在公共生活中如洪水般袭来。 第二个要素是胡说八道(bullshit),也就是通过设计好的词汇、身体语言等来吸引听众,并让他们认为自己说的是多么伟大。“我喜欢那个家伙!”这就是对一个胡说八道者的终极恭维。 第三是插科打诨、夸大其词。比如,马琳·勒庞经常说:“欧盟是个监狱,一个大监狱!”荷兰的威尔德斯说“所有的清真寺都是充满仇恨的宫殿”。2017年,一场飓风席卷休斯敦,很多人只能住到室内体育馆里,可是特朗普却说:“谢谢你们的到来”。这些都是非常坏品味的政治表现。 第四是沉默。“后真相”政治的拥护者在进行他们的“表演”时,会对某些事情保持沉默。比如他们不会说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他们不会谈金钱政治,或是破坏生物圈的问题。他们所有的交流都产生于这些沉默之上,沉默可不仅仅是没有人说话这么简单。所以这种撒谎,扯淡,插科打诨和沉默的结合产生了很多的焦虑。而这类交流的主要拥护者,是新的民粹主义者。 高见:此前,人们也会说:政客们总是在说谎,他们会对某些话题保持沉默。如今的“后真相”有何不同?  约翰•基恩:我认为,“后真相”现象所具备的新特点是,它与正在进行的这场通信革命密切相关,它第一次整合了文字、声音和图像。它使得对文本、声音和图像的复制变得非常便宜,并且使信息的全球性传播变得很容易。这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的同时也成为了滋生“后真相”的土壤。 人们可以通过假新闻网站、“弥母”、推特等平台来制造和传播“后真相”。这次通信革命让“后真相”的腿更长,它可以实现全球性的影响力。同时,“后真相”的影响也十分深入。过去,你可以随时把报纸扔掉,把广播或电视给关掉,但是这次通信革命已经深入到我们的个人生活之中。 此外,这次“后真相”现象有一个重要的载体和捍卫者,那就是民粹主义者,这是我们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没有看到过的。 二、抵制“后真相”的办法不是回归真相 高见:很多年来,哲学家们其实一直对“真相”这个词保持着怀疑:真相是可得的吗? 约翰•基恩:我观察到,“后真相”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反弹,人们开始说:我们需要更多的真相,我们需要减少谎言、扯淡、插科打诨和沉默,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性,在公共生活中少一点感情用事。客观性、没有偏见、不带感情色彩,这大概是“真相”的含义。但我认为记者这种希望用找回真相来摧毁“后真相”的呼声是没有说服力的。 回顾西方的传统,从柏拉图,到基督教文明,他们认为真理很重要,再到牛顿科学时期,人们认为科学可以揭开自然世界的所有真相,再到现在记者们称“我们记者提供真相”,我对现代西方竟然如此依附于真相而感到惊讶。 真相,被认为是一种永恒的事实,它准确地描述了真实世界的样子。现在有一种呼声认为我们要回归真相,要描述出世界本来的样子。因此,产生了一种对“后真相”的焦虑感。这就是《牛津词典》的定义所说的,“后真相”是情感的泛滥,是自认为真相的泛滥,是理性的消失。我认为从更长的历史阶段来讲,这一时期可被称作是西方对真相的信仰危机。 正如尼采批判科学时所说的,西方传统中所有发现真相的努力都只是一些解释。这也是我为何不同意“回归真相”的说法,他们没有理解“后真相”的矛盾只是真相被质疑、拒绝的更长历史变动中的一部分。 高见:你的观点有些让人沮丧。 约翰•基恩:我不认为这会让人沮丧,这其实是一种解放。因为可怕的暴力正是以真相和真理的名义进行的。想想欧洲基督徒的战争,想想20世纪的极权主义。墨索里尼,希特勒,他们都有自己的真理,他们试图以一种可怕的、可怕的代价强加给这个世界。 汉娜·阿伦特说:“真相具有暴政的特征(Truth has a despoticcharacter)。”真相是专制的,真相有着潜在的暴力力量。因此,摆脱对真相的执念是一种解放。 高见:你刚刚谈到记者,我认为他们只是揭开了事实的一面,而不可能是所有的真相。 约翰•基恩: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真相?著名作家蒙田曾说过:“在比利牛斯山的一边是真相,对另一边来说可能就是谬误。”我们生活的时代是真相的捍卫者,也就是说,那些批判“后真相”的人,真相的拥护者声称知道真相是什么,他们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宣称他们赢得了真相。我说,如果你关注真实的地理和历史,你就会更加谦卑。 三、判断比真相更重要 高见:如果不再要求人们对真相的执念,那么一个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约翰•基恩:世界上充满了解释,人们总是在不断地产生解释而不是真相。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不同的解释能和平共处吗?不同的生活方式能够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共存吗?持不同意见者能相互妥协吗?我在自己的著作中试图表明:民主是最好的公式和准则,它是使人们可以在不同的解释方式中共存的一套规则。 维特根斯坦曾说,在一个良好的民主社会,当人们想说“我知道什么是对的,我知道什么是真的”时,维特根斯坦建议人们应该事先说,“我认为我知道那是对的,我认为我知道那是真的。”我非常喜欢这个建议,因为它有令人羞耻的效果。 我反对谈论真相,正因为那是傲慢的。 真相的历史表明,它是权力与欺凌、权力与屈辱的历史。你刚刚说,真理的消失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说,事实上,这将是一种解放。一个良性的民主社会会尊重多元性和公开性,会尊重生命的解释性本质。没有人能够宣称他们知道真相、未来的道路和生活的本质。 高见:你觉得你的建议会有市场吗?因为在这个“后真相”时代,似乎有更多的人在变得更加主观和情绪化。 约翰•基恩:情感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不担心感情对生活的毒害,我们的生活中也充满了对世界的解释。但是如果你说“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我们就活不下去了”,我觉得这是种误解。我们在生活中靠的不是真相,是判断。我们会分辨不同的解释,哪些是胡说八道,哪些不是特别有说服力,或者我们更偏爱哪种解释。 无论是政治还是个人生活都需要人不断地做出判断。判断是在你不完全确定什么是对或错,好或坏,哪条道路更好的情况下做出的。人在做判断的时候不需要知道真相,如果知道了真相就没有判断这一说了。 人们没有真相也可以自由快乐地生活,但是却不能没有判断。当记者们声称要客观报道真相或报道现实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做判断。他们正在对世界做出解释,并判断哪些对受众来说是重要的,哪些没那么重要。 高见:如果记者的任务不是去报道真相,那他们要做的是什么? 约翰•基恩:记者是要让读者更聪明地面对这个世界,让他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和判断。新闻是关于判断的艺术。我曾经是BBC的一名记者,我用“艾瑞卡·布莱尔”(EricaBlair)这个笔名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地进行采访。 高见:为什么要用“艾瑞卡·布莱尔”这个名字呢? 约翰•基恩:这是“艾瑞克·布莱尔”(EricBlair)的女性版名字,而艾瑞克·布莱尔是一个伟大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本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一名记者。他认为记者的职责就是,每次遇到一个傲慢自大的人,记者就会拿一根针在他的屁股上猛戳一下,试着让这些自大的人更谦卑。这就是他毕生的工作,他反对极权主义,反对傲慢的权力,也反对滥用权力。这也是我的思考方式。 责编:傅斯鸿 PN134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ifeng.com (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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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Januar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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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terview | Western Populism May Be China’s Burden

专访约翰•基恩:西方民粹主义浪潮可能成为中国的负担 2017.12.21 第143期 文丨高见访谈员任冠青 过去一年,英国退欧和特朗普上台这两只镁光灯下的“黑天鹅”将世界舞台搅动地混乱不堪。大西洋两岸的民主国家不得不承认:这个时代已然进入民粹主义和“后真相”的双重限定之下。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本用来解释这个混乱世界的词汇自身却又模糊不清。 究竟什么是民粹主义和“后真相”政治?人们有能力砸碎它们所带来的幻象吗?为此,凤凰网评论《高见》栏目特别专访了《生死民主》的作者、著名政治学家约翰·基恩。 基恩教授是一位澳大利亚教授,这一特别的身份让他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谈及民粹主义者,他不会像大多数专家一样死守英国退欧和特朗普上任两个案例,而是把审视的镜头拓宽,拉近到荷兰、泰国、菲律宾、印度等地,谈他信,谈莫迪,谈杜特尔特……经过他的分析,你会发现民粹主义的全球性崛起绝不仅仅局限于大西洋两岸,而是在荷兰等聚光灯很少扫到的地方同时发酵。 而谈到对这两股潮流的反抗,基恩教授敏锐的观察就更显珍贵。他指出,应对民粹主义的方法不在英国,也不在美国,而是在当今的巴塞罗那。巴塞罗那新市长阿达·科洛对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的复兴,已然给人们指出了明确的道路。 基恩教授的另一个“壮举”,是他在《生死民主》中以一人之力一口气梳理了民主的整个发展历史。因此,在跟他对谈的过程中,他总是能给问题加上一层历史的维度。他认为,民粹主义是周期性存在的,并称之为民主的一种复发型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他也会清楚地告诉你,古希腊时期人们是怎么对付那些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者的。 访谈的那天,六十多岁的基恩教授穿了一身帅气的黑色皮夹克,头顶一头卷卷的白发,笑容满面。但是表面轻松的他却是我见过最“真”的知识分子之一。当他跟我说别相信《纽约时报》所讲的“报道真相”时,我震惊了。他不断引用维特根斯坦、蒙田等人的话来试图证明:没有所谓的真相,真相也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人的判断,记者的职责也正是让人更好地做出判断。 作为BBC的前记者,基恩教授曾顶着“艾瑞卡·布莱尔”这个笔名跑到西欧、南美许多国家进行采访,对话异见人士,对话独裁者们。他始终相信乔治·奥威尔所说的:记者的职责就是,每次遇到一个傲慢自大的人,记者就会拿一根针在他的屁股上猛戳一下,试着让这些自大的人更谦卑。像奥威尔一样,基恩教授也在反对权力的傲慢,反对极权主义。而这一点最具象征意义的存在,就是他一直在用“艾瑞卡·布莱尔”之名进行报道,而这个名字与奥威尔的原名仅有一个字母之差。 访谈嘉宾:约翰·基恩,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悉尼大学及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媒体与民主》、《一种政治生活:潘恩传》、《反思暴力》、《全球公民社会》、《暴力与民主》、《生死民主》等。英国《泰晤士报》将基恩列为在英国最具领导地位的思想家和作家之一,并称其作品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基恩的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暴力与民主、公共生活与传播自由等。   一、民粹主义是民主的一种“病”  高见:基恩教授,感谢接受《高见》采访。我们知道,民粹主义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术语,它可以与左、极左、右和极右等意识形态相匹配。那么,民粹主义到底是什么?它自身是一种意识形态吗? 约翰·基恩: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时代,现存的民主正在经历一种新型民粹主义的重生。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风格,一场公开演出,一种政治形式。民粹主义领导人和政党经常提到“人民”,说“我们是在以人民的名义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民粹主义是一种攻击建制派的政治风格。新的民粹主义攻击已建立的政党,攻击已建立的政府,以“人民”的名义攻击现有的系统。它有一种激进的感觉,它带有一种不满的精神。 我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完全民主的现象。民粹主义讲的是人民的语言,有什么比说人民的语言更民主呢?同时,它与与权力分享、选举民主有关。民粹主义会利用集会自由、选举竞争自由,民粹主义者会找到或成立属于自己的政党,举行公开会议,参与和赢得选举。 民粹主义强调,在当今时代,很多人都处于弱势,因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受苦,中产阶级也在瓦解。在这种意义上,民粹主义是在提醒民主国家人民平等的重要性。 如果你把事情说得很抽象,民主是一种政体,一种处理权力的方式,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民粹主义者说的:现实是非常不同的。人民正在被压榨,人民正在失去,人民被激怒了。他们对政治阶层感到不满,他们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 高见:所以,民粹主义出现在民主社会是完全正常的? 约翰·基恩:在民主历史上,民粹主义是周期性存在的,我称之为民主的一种复发型的自身免疫性疾病(arecurrent autoimmune disease of democracy)。 在《生死民主》中,我指出,历史上,民主有三个阶段。在古希腊世界的集会民主时代,存在着民粹主义的问题,蛊惑人心的危险。有些会挑起事端的受欢迎的领导人,他们会呼吁民众,向民众展示,他们会把民主变成专制。 大会民主国家有处理这一问题的技术。古希腊民主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投票来决定谁是最受欢迎的政治家,然后他们会强迫那个政客离开这个国家10年,这是一种防止民粹主义的方式。 第二阶段的民主也经历了民粹主义。例如,在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或者在19世纪末的美国,民粹主义政党的诞生。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民粹主义的面孔,所以民粹主义会周期性地发生在民主国家。 高见: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一波的民粹主义? 约翰·基恩:当前这种新的民粹主义,是由几个原因引发的。一是与经济停滞有关。失业,找不到工作,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下降,“朝不保夕族”(precariat)群体的扩大……很多年轻人只有兼职工作,没有任何未来的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障,买不起房子。想想2007至2008年大西洋地区濒临崩溃的银行体系,你就会知道民粹主义能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扩张绝非偶然。 但民粹主义的出现也有政治原因:对老牌政党不满。有时这些政党也被称为“卡特尔政党”,也就是有两三个政党执政了半个世代。有些人开始对这种政治安排感到不满,而民粹主义者所做的就是说服这些人有必要进行改变。 第三,文化原因。你知道,民粹主义者正在赢得社会团体的支持,那些觉得自己的生活被边缘化的人。例如,在美国,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是白人,他们大多数是基督徒、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只会说英语,不是同性恋。他们觉得他们正在失去美国,美国已不再是他们的家。他们认为美国现在已经有太多华裔、越南裔、拉丁美洲裔、黑人,很多人谈论着少数族裔的权利,他们不喜欢这样。所以,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抵触。 当你把经济停滞与全球化、政治不满和文化焦虑联系在一起,你就有了民粹主义的滋生地。     二、民粹主义者掌权后不会冷静下来  高见:民粹主义者又是如何激发这些诱因的呢? 基恩教授:民粹主义者的“智慧”就在于他们理解了数百万人被激怒的原因。他们会用民粹主义的表演风格来赢得这些人的支持。民粹主义的一个民主性特征是它利用了新的通讯革命:推文,脸书,建立网络平台,弥母(meme)。它利用新的通信革命产生一种政治风格,我称之为“反对性表演”,包括特朗普,荷兰的威尔德斯(荷兰自由党领导人),英国的奈杰尔·法拉奇(英国独立党领袖,“脱欧”运动重要推动者),法国的马琳·勒庞(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领导人),泰国的他信·西那瓦,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印度的莫迪。 他们的表现都很糟糕,他们会用一种政治风格来扰乱既成系统。这对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说很有吸引力,他们喜欢这些民粹主义者不讲礼貌,出言不逊。他们说谎,胡说八道,扮演小丑。他们凭此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因为这对很多人来说是新鲜的。 高见:正如你提到的,民粹主义者是反建制的,但在他们掌权之后会如何呢?从民主的历史来看,你认为他们会建立一个新的体制机制吗?还是他们会犯下类似的错误,就像他们当初批评的人一样? 约翰·基恩:在几乎每一个民主国家都有一场有趣的讨论,就是这些民粹主义者当选之后,他们是否会冷静下来?他们会变正常吗?我认为证据是他们没有。 莫迪在印度就是以人民的名义追求一种激进的政治目的,他想要把印度变成一个印度教国家,这对于穆斯林和锡克教徒等其他少数群体来说都是很坏的消息。在英国“退欧”中,特蕾莎·梅的保守政府也正在吸收民粹主义者的语言和行为方式。他们正在结束与欧盟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关系,这是非常极端的。 再来看特朗普,你会发现,特朗普政府正在粉碎大量的现存机构,他解散了环境保护机构,取消了他们所谓的联邦部门监督官员,不任命驻某些国家的大使(目前仍有48个大使职位是空缺的)。 美国的成就依赖于连贯性的政府,而现在特朗普正播下混乱和对抗性的种子。我想说的是,民粹主义者在掌权后仍然是不冷静的。他们对民主是危险的,他们破坏了权力分享型的民主制度。 高见:合法地使用制度和规则来掌权,然后侵蚀民主制度,有一些学者说这是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的迹象。你同意吗? 约翰·基恩:我们从现在看到,在实践中,民粹主义给权力共享的监督民主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所有的民粹主义都取决于煽动者的发展,强有力的领导人声称自己是人民的声音。民粹主义的风格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杜特尔特,特朗普,特蕾莎·梅……特朗普承诺要“排干这片沼泽” (华盛顿建城之前曾是一片沼泽地,“排干沼泽”意指清除腐败),但是请注意到他任命的内阁却变成了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集中地。 同时,民粹主义也具有排他性,某些不属于人民的人被边缘化,这是民粹主义的一个必要特征。所以,大多数民粹主义者不喜欢穆斯林,他们不喜欢同性恋,也不喜欢少数民族。特朗普说得非常清楚,他经常这样说:“我是为美国人民服务的!”“没有人比我更能成为美国人民的捍卫者了!”但这意味着有些人不属于“人民”。 所有民粹主义都崇拜主权领土国家,这就是它们反对全球化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敌视更多的移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已经在国内的某些群体怀有敌意。 高见:他们对于这些不属于自己群体的人可不怎么友好。 约翰·基恩:这就是民粹主义另一个特征:它对暴力有一种审美上的迷恋。当杜特尔特谈到他对毒品的战争时,你会感觉到他的民粹主义倾向于暴力,对暴力感兴趣,对暴力着迷。特朗普向美国警察协会发表演讲,他建议警察不要太好,他们应该击中头部。在他的竞选期间,每当有抗议者时,他会说,“打他的脸!”,“踢他的屁股!” 这些就是民粹主义的精神和特征,它们都有着反民主的后果。民粹主义是一个孩子,它是民主的毒果。   三、西方民粹主义抬头可能成为中国的负担 高见:应当如何杀死这一毒果?或者如何避免让人们吃掉它? 约翰·基恩:对于这个问题,人们有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民粹主义会消失,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有些人认为民粹主义会带来积极的影响。迈克尔·卡津就提醒美国人,在1870至1890年的一波民粹主义浪潮中,很多人都说美国要完蛋了。 但是迈克尔·卡津指出,尽管那时的民粹主义有着非民主特征,美国却在那个时期产生了最伟大的变革性进步。1920年,妇女获得了选举权。那时,也开始实现了八小时工作日。城市下水道、电车、公共卫生系统和图书馆的建设,都是民粹主义的产物。 有人认为只能通过暴力或戒严法来击败民粹主义。这就是在泰国发生的事情,这是他信在政治和制度上被击败的方式。也有人认为我们需要的是左派民粹主义。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非民粹主义的政治风格?这种新的民粹主义能否通过非民粹的民主政治方式在政治上被击败?我认为,反对民粹主义的最好武器是捍卫权力分享、权力审查和权力监督机构,防止滥用权力的精神和政治。在实践中,要通过选举战胜民粹主义者。 例如,要通过一种全新的政治风格保卫城市,实现自治的城市。我们在巴塞罗那的新市长阿达·科洛的选举中就看到了这一点。她不是民粹主义者,她认为民主被绑架了,民主的精神和制度都需要复兴。这意味着要减少腐败,增加媒体的公开性,拥有更多的人民的自治性,加强对掌权者的监督。 高见:你认为这次民粹主义的全球化浪潮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约翰·基恩:当中国回到全球舞台,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强国时,大西洋的民主国家正在衰落。因此,经济停滞、政治不满、文化焦虑的结合,意味着实际上所有现存的民主都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从这方面来讲,中国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公民应该关注这一宏观动态,因为这可能意味着大西洋地区和其他地区资本主义民主的进一步瓦解,而这可能会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 高见:为什么这样说呢?很多人认为这对于中国来说恰恰是个好机会。 约翰·基恩:因为那会产生失序,以及随之而来可能产生的暴力行为,包括战争的可能性。我觉得针对这一问题,中国最需要做的就是关注这些动态。去了解民粹主义的成因,民粹主义的含义,理解民粹主义的民主性特点,以及民粹主义的病理性。因为民粹主义的在大西洋地区的崛起是中国的一个机会,但它也可能也会变成中国的负担。 责编:傅斯鸿 PN134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ifeng.com (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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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Januar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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